大公网评论员马俊茂

时至年关，置身于当下的中国，除去个人的辛酸与美好，很少有人能与政治切割的干干净净，而这种个人与政治的关联最直接起源于十八大之后的人事布局与反腐治党。

两年时间，大方向已成定局。政治与经济新常态已成“习式治国”的重要标签，顶层架构与制度设计重燃大国维新的动力。然而美好的愿景除了擘划师的智慧之外，更需要具体的操刀者来协力推进。

两年前，中共完成政治局递补更新的同时，在地方层面也进行了大面积人事布局，围绕十八大前后，共有11人成为新晋省委书记。他们以及以他们为主的省委常委会作为本文的主角，同时也是本期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特别策划的一个子篇章，从团队稳定度作为切入点，观察两年来中共省级政经生态的变迁与新气象。

省委常委是中国政治版图上绝对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上可直面最高决策层，对下管理了无数基层“父母官”。他们既是承包商又是分销商，将中央政策实时传导与监督执行，是他们肩上的双重使命。

省委书记作为省委常委会中的“老大哥”，又肩负起了十几人团队中凝聚共识、稳中求进的首要使命。在讲究团结为先的中共政治操守中，省委常委会班子的团结既决定了一域的格局，又反观出整个国家的政治大格局。

班子稳定度

最早从2012年11月21日起，晚至十八大后的2012年12月19日，依次有11省区市的“一把手”换班。分别是，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广西区委书记彭清华、内蒙古区委书记王君、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福建省委书记尤权。三个直辖市与广东的书记均是政治局委员，位列国家领导人行列。

其中，王儒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因为山西官场的联动强震，其在吉林省委书记任上20个月后赴晋“拨乱反正”，虽则未满两年整，但由于在“班子稳定度”方面的显眼成绩，亦属本文统计之列。

所谓“班子稳定度”既是从成员变动的比例来判定，从书记上任之初算起截止当下，省级常委会中共有几人因何而变动，其中不包括书记的首次上任。从表面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组数字游戏，但是将所有数据并列起来，再结合政治大环境以及后续发生的事件来看，数字背后隐含着地方政经生态内在的演进逻辑。

当然，这种动态的变化，有其客观的原因，并非能直接体现出省委书记一人维护大局、团结班子的执政能力，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维度上数据反映出的事实各尽不同。还有一个更客观的原因就是，省委常委会中的人员都属于中管干部，所有的调配权都在中央层面。

两年来，本文所涉及的11省区市，在总数为143人的省级常委会中，共有35个职位发生变动。除去11位书记，变动率为27%。

变动率最高的是上海，13人组成的常委会中，共有6人在韩正执掌上海以来发生变动，不包括韩正刚好是一半人数，变动率为50%。其次是孙政才治下的重庆，共有5人发生变动，变动率为42%。

反观另一面，变动率最低的省份是上述王儒林曾坐镇的吉林省，发生变动的仅有1人，变动率为8%。位居倒数第二的共有三个省市，分别是孙春兰治下的天津、胡春华治下的广东与王东明治下的四川，只有两人发生变动，变动率为17%。

变化最大的上海层面，变动的六人分别是，市委副书记应勇、组织部长徐泽州、纪委书记侯凯、政法委书记姜平、浦东新区书记沈晓明、警备区政委朱生岭。原副书记殷一璀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后，由李希从组织部长一职升任副书记，应勇接替组织部长一职，李希在2014年4月北上辽宁后应勇继续替补，接替副书记，而组织部长一职由原黑龙江省委常委徐泽州接棒。审计署原副审计长侯凯于2013年11月接掌上海纪委，原纪委书记杨晓渡奉命进京任中纪委副书记，辅佐王岐山打虎拍蝇。政法委书记姜平接替的则是直接进入中枢机构中办的丁薛祥前职务，丁薛祥现任中办副主任兼习办主任。浦东新区书记沈晓明接替徐麟职务，而徐麟接替“回炉”人民日报的杨振武留下的宣传部长一职。“戎装常委”朱生岭接替到龄退休的上海警备区原政委朱争平。

或许上述数据在读者看来稍显繁杂，但这繁杂的背后呈现了一条相当清晰的脉络。韩正班子人员更替最频繁的原因也浮出水面，就是“政治高地”上海与中央层面的互动极其频繁。上述人事变局中，丁薛祥、杨晓渡、杨振武三人进京履职，李希则赴辽变身行政主官。这种上海与中央频繁的人事互动在早前就已成为一种政治气象。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人员的变动也造成了韩正班子一个略显尴尬的局面，除了韩正以外，包括市长杨雄在内的其他十二个常委无一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

变动率居上海之后的重庆方面，共有5人，分别是市委副书记张国清、组织部长曾庆红、宣传部长燕平、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凌月明、警备区司令员高晓勇。张国清被称为“兵工少帅”，接替转任人大主任的张轩留下的副书记一职。曾庆红由江西副省长转任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燕平则由江北区委书记升任宣传部长。曾当过贺国强秘书的凌月明从副市长任上接过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一职，两江新区是成立于2010年的国家级新区。“戎装常委”高晓勇则接替梁冬春遗留下的空缺，而梁冬春转赴成都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

重庆曾因为薄熙来的存在而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虽经过了时任副总理张德江的短暂过渡，但人事的持续变动一直延续到了孙政才时代。因此，孙政才班子的变化率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薄案震荡的后续效应。

王儒林因为山西官场的强震而临危受命，当时媒体曾大量报道一个关于他的话题，就是在其执掌下的吉林，未出现一例“老虎”案例，因此在关键时刻被中央委以重任。今次通过数据，我们可以再找出另外一条他成为“救火队长”的缘由。就是在他治下的吉林，近两年的时间，13人的省委常委会班子，只出现了一人变动的现象，在本文所涉的11省区市常委班子中是最稳定的团队。2013年5月，青海省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齐玉转任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而前组织部长黄燕明升任政协主席，黄燕明的前任巴音朝鲁“异军突起”，接补王儒林“赴晋救火”留下的遗缺，成现任吉林省委书记，他也成就了唯一一个少数民族现任省级“一把手”的案例。

彭清华治下的广西虽然只有三人变动，但因为与中央财经部委的频繁人事互动也备受关注。现任自治区副主席唐仁健曾是中财办刘鹤副手，2014年4月“空降”广西任区委常委，并接任由林念修留下的副主席空位，而林念修稍早前进京入“小国务院”发改委任副主任，也成为发改委最年轻的副主任。在这二人更早前，穆虹也是由广西副主席任上转任发改委副主任。广西这种与中央财经口高级干部的互动，凸显了广西“东盟桥头堡”的战略地位。另外，邓卫平2014年初由福建纪委副书记升任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此一职位的变动也与广西与中央部委的互动有关，邓卫平前任石生龙早前进京任职中纪委驻住建部纪检组组长。

在其他省区市中，两年内变动的职位从1-4不等。

值得一提的两个地方是内蒙古与广东，两地都出现了省部级的“老虎”，其中内蒙古还是“双胞胎”。2013年6月，内蒙古原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被查，他也成就了十八大之后第一个被判刑的省部级官员，判囚终身。2014年9月，内蒙古原区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潘逸阳被查，与王素毅共同成为了内蒙古自治区常委会成员的“落马双胞胎”。2014年6月，“华南虎”万庆良被查，他是本轮反腐风暴中第一个被斩落的广东省部级官员，其广州市委书记一职牵扯到了天津的人事变动，天津原副市长任学锋补缺其落马留下的空缺。广东大老虎“朱明国”虽然落马时已非省委常委会成员，但在胡春华班子中其有1年的任职经历，晚至2013年11月才卸任。两地四人，以这种负面资产的方式出现在了本文中，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变动方式，或许在未来的其他省区市还会上演类似的剧情。

诚如前文所述，变动率是因了多个维度的客观原因而形成的一个数据形式，稳定率高代表着一个班子的团结共进，但如果在常委会中总是老面孔，那可能会面临外界的另外一种诟病，或被称为结构老化，创新不足。相反，如果稳定率低的话，外界直接架起有色眼镜来看。但事实上，根据数据的整理，结果会呈现出与表面印象完全相反的维度，如上海一般，他是最高决策层的一盘全局大棋，着眼的是全局与未来。

班子变动探因

在本文所涉及到的35个变动省级常委职务中，大致有3大原因促成了班子稳定度变化，最常规的是到龄退休，最意外的是反腐被查，最频繁的是人事调动。其中人事调动又分为三种情况，最常见的是本省内的变动，另外两种是跨省变动与进京履职。

退休　在现行的《公务员法》以及《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各种文件中，并未按职级划分出准确的退休年龄。但按照以往的惯例，在本文所涉及到的省部级层面，正职退休年龄是65岁，但任期未满的可延期3年，副职退休年龄是60岁，但60岁以后要安排在人大、政协等“二线”。根据《军官法》第十五条规定，正军级“戎装常委”所在的省级军区层面，退休年龄为60岁。

本文涉及到的退休职位仅有两例，并且都是“戎装常委”。一是四川省军区原政委叶万勇（1953年）退休后留下的常委空缺，后来由司令员李亚洲（1955年）补缺。二是陕西省原军区司令员郭景洲（1953年）退休后留下的空位，由高龙福（1956年）继任。

被查　在35个变动职位中，共有四个是因为被中纪委查处而造成。分别是内蒙古的王素毅、潘逸阳，广东的万庆良，四川的李春城。李春城的案例稍显特殊，他是2012年12月6日被通报查处，而此时距离王东明由中央赴四川任省委书记仅仅只有半月时间。众所周知，李春城的倒掉是中纪委敲响“打周老虎”的第一个警钟，因此，他的被查应是早前所预设的动作之一。

抛开本文的话题，在十八大之后因反腐而发生省级常委会变动最大的是发生塌方式腐败的山西省，前后联动发生了8个职位的变动，变动率高达62%，两年时间内，前所未见。

省内变动　同省变动的案例主要是因为官员退出常委转赴人大、政协所致。重庆原副书记张轩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由张国清替补。何立峰退出天津常委会转任政协主席，由王东峰接任。马兴瑞接替朱明国，倪岳峰接替张昌平都属此列。

跨省变动　跨省变动的案例较少，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上海原市委副书记李希北上辽宁所引发的上海市委常委会人事变动。

进京履职　地方官员“进京”是中央整体人事布局的一环，或着眼于未来，或着眼于某一个领域的特殊要求。除了上文提到的丁薛祥、杨晓渡和杨振武外，浙江原常务副省长蔡奇进京履职也备受关注。但截至当下，官方并未明确蔡奇的现任职务，据港媒透露，蔡奇已任正部长级的国安委专职副主任。

变动职位简析

在所有变动的职位中，最为突出的是省委组织部长和“戎装常委”两个职位。11个省区市中共有6个组织部长职位发生变动，同样也有六个“戎装常委”发生了变化，这两个职位的变化远远高于省级常委会中其他所有职务。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对应到“习式治国”的两大明显特征，就是“治党”与“整军”。

省级组织部门负责地方大量厅局级干部的考核与任免，被公认为最具权势的地方部门。因此，省级组织部长也成为了地方官场的“把门人”，而中央统筹调整也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省级军区虽非“作战部队”，但在地方军事工作以及整个省级权力格局中占据着重要的一极。在习近平自十八大后着力优化军队人事格局的大背景下，“戎装常委”的频繁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2年时间，11个省区市，143人的团队，35人的变化。虽不能完全展现全国省级政经生态的发展脉络与现状，但至少通过数据的归纳与可视化，我们从省级常委会团队的变化与稳定度中，发现了一条与国势大致吻合的演进路线，所有的变化皆是大势的变化，所有的恒定都蕴藏着不确定的变化。

大公网评论员辛忠【专栏】

在2012年11月启幕的全面深化改革征程中，31位省、市、区委书记（下简称省委书记），居于中央与基层之间，担当着“中层设计师”的角色。他们的首要任务即落实中央顶层设计，带领本省、市、区（下简称省）改革创新，再谋发展新篇章。

其中，有11位省委书记，因其同步于中共十八大，于2012年11、12月前后履新而备受关注，他（她）们包括孙政才、孙春兰、韩正、胡春华、王东明、夏宝龙、王君、王儒林、赵正永、彭清华、尤权。两年过去了，“习式中国”以前所未有之势盛大开局，彼时上任的11位“新晋”省委书记也迎来了自己的省级治理“中期考”。

“媒介素养”成执政理念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作为省委“一把手”，省委书记在一省政坛的重要性无需赘言。两年里，他们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了会议、调研、外访等繁忙行程中；700多个无休日夜，他们为落实中央改革部署，谋划本省深化改革大局，奔走思考，智慧的火光映照在会议室、田间工厂、外访路途上。正是在他们的强力推动下，中南海政令得以高效落实，“顶层设计师”的宏伟蓝图得以在省级层面全面开花。

新时代呼唤新思维，新思维塑造新格局。在中央致力于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改革进程中，省委书记的作为影响着本省改革发展的进度和成效。其中，如何认识媒体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如何利用媒体推动全面改革大业，则直接体现着省委书记们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媒介素养”已成为现代官员的必修课和硬指标。媒体之于中国政治，就像社会的预警器，哪里出现发展稳定的火情险情，就能在第一时间知悉；也像战场上的集结号，首长号令一下，媒体就要奋笔疾书，为传播发展政策、汇聚改革共识奔走呼号。省委书记，就是下达号令的指挥官；媒体，尤其是各级党媒，就是发起改革战役的冲锋号。

因此，我们从“第五个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出发，以“省委书记的媒介素养”为量尺，梳理这11位书记的治省实践和执政理念，力图画出一个全新视角下的执政智慧“五线谱”。

一般来说，“指挥官”在党媒下达指令的形式有五种：出席活动报道、基层调研报道、会议及讲话报道、为媒体撰文、接受媒体专访等。但是，前三种“指令”形式并不直接体现媒介素养，因为媒体属第二落点，其第一落点在活动现场、调研现场以及会议现场。党媒再用新闻报道，将省委书记在各个现场的行程、讲话、指示进行更大范围传播。

因此，我们选取后两种形式，即为媒体撰文和接受媒体专访。之所以选择这两种形式，除以上因素外，还因其能系统、全面体现省委书记在省级治理层面的理论研究水平，而这恰恰是考核官员思想解放和执政意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省委书记与媒体互动频次明显增加

大公网统计发现，十八大后的新晋省委书记们，相较以往同僚在与媒体互动频次上有显著增加，在互动水平上也有明显提高。此前以全文刊发会议讲话和撰文为主，十八大后的新晋省委书记这一群体，充分尝试了刊发讲话、撰文、接受专访等形式，甚至出现了接受新媒体、外媒专访等时尚化方式。

为保证统计数据客观准确，以及确保数据的参考价值，我们主要选择了中央级、地方级党报党刊，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瞭望等；体制内行业报刊，如法制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科技日报等；以及新闻网站、港媒、外媒等特色媒介作为统计参数。其中，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瞭望和本地省委机关报成为必选项，书记们与这些媒体几乎都有过互动，而行业媒体、网站、港媒、外媒等则因人而异。

  整体曝光次数以及在人民日报、求是上的互动次数

从互动频次和形式看，根据初步统计，自2012年底履新以来，11位省委书记在以上媒体“露脸”至少达132次，平均每人为12次。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成为最受省委书记欢迎的党媒，互动次数达到51次之多，形式以撰文和讲话摘编为主。作为中央机关刊的求是杂志同样备受欢迎，次数达到24次，虽不及人民日报数量多，但考虑到求是杂志为半月刊，实际频次上已超最高党报，形式为撰文，几乎每期求是杂志都有一位或多位省委书记“妙笔论政”的文章。省委书记们与新华社的18次互动以接受专访为主；省报则以15次紧随其后，形式同样为撰文和讲话转载；瞭望系（瞭望和瞭望东方周刊等）为8次，兼有撰文和专访。

从人物层面来看，一个显著特点是首次担任省委书记的官员比“老省委书记”媒体互动更活跃。在11位省委书记中，孙政才、孙春兰、胡春华三人极为低调，互动次数未达到10次，分别为8次、9次、4次，其他8位省委书记均达到10次或以上。孙政才、孙春兰、胡春华三人，恰巧是11人中仅有的从其他省份书记任上调任现职的“老书记”（“救火”山西的王儒林于2012年12月18日首次出任省委书记）。在新书记中，赵正永以18次居首，韩正、夏宝龙、王东明达16次居次席，原本低调的王儒林赴晋后来居上以14次摘得探花。此外，彭清华、王君、尤权均不低于10次。

从互动时间看，省委书记们尤其“喜欢”在三月份和下半年登报“露脸”，这与通常意义上“上半年部署，下半年落实”的政治安排有关系。据统计，132次互动中，三月份达22次为全年最高，每年三月为两会月，省委书记们接受媒体采访较多。除三月外，上半年其他5个月均不超10次，且二月春节月最少仅为1次。下半年，每个月均达到10次，其中九月份达到20次，为全年第二高。梳理发现，九月成为高峰期与2013年和2014年当月的政治热点有关：2013年9月的峰值源自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推进，当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因此，关于群众路线的文章在下半年井喷式出现。八月份中央连发两个通知，要求做好活动查摆和批评环节，开好民主生活会，九月因此成为省委书记们研究论述群众路线的重要时段。今年9月的峰值则由因“坍塌式”腐败而调任山西的王儒林贡献，履新第一个月王儒林三度在《山西日报》头版露脸。

一年内每个月份的互动次数

从互动内容看，11位省委书记呈现共性与个性共存的特征。群众路线、作风建设、深化改革，是三个共性主题，这基本吻合了十八大后中共治党治国的两大执政切入点。个性主要体现在，各位省委书记基于本省实际，就具体问题进行撰文或接受专访。例如，孙春兰在人民日报撰文谈京津冀一体化，韩正把论述重点放到上海自贸区、国企改革等优势领域，王君关注棚户区改革、一堡一带建设。个性层面仅是根据内容进行的概括，不同省份的主题并不具绝对可比性。内容选择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相比落后地区，发达地区改革话题多样，发展空间广阔，省委书记可推广的经验多，可总结的教训也多。

省委书记与媒体互动愈发“赶潮流”

随着科技创新进步，媒体形态也时刻发生着变迁。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也就是说，媒体本身的更替升级就是一种信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从近年来新媒体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冲击可轻易窥探。

因此，省委书记们能否适应多变的媒体形态，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传播环境，成为考察“媒介素养”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实际情况看，新时代的省委书记们，已经开始探下身子主动适应时代要求，将网媒、港媒、外媒等纳入了传播改革理念的平台范畴。

在统计的11位书记中，夏宝龙、王东明、韩正三人与网络媒体有过实质性接触。夏宝龙于2014年两会前接受中国政协传媒网专访，谈民主监督制度化；王东明于2014年10月四中全会后接受人民网专访，主题是“治蜀兴川的法治实践”；韩正则是直接与网媒和外媒同时互动的“第一书记”。今年11月15日，韩正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访，这是韩正首次接受国际媒体访谈，话题囊括沪港通、上海自贸区、政府职能转型、新媒体等热点。网络媒体甚至移动新媒体，正在成为传播力最广的媒体平台，省委书记们不应也不会对此视而不见。

作为内地最发达地区的掌门人，韩正在媒体改革方面同样具有独到见解。以横空出世的澎湃为代表，上海报业集团和上海文广系统在2014年改革颇有收获，上海在应对中央深改组“媒体融合”的政策导向上，已然走在了全国前列。“报纸只有占领市场、才能守好阵地，丢掉了市场，也就丢掉了阵地。只有阵地意识或者只有市场意识，都是片面的。”在媒体改革过程中，韩正不仅亲临一线站台，其市场化改革思路、现代化媒体观更是助力无穷。

在深化改革发展大局中，借力港澳台的资金技术优势，无疑成为各省共识。那么，借助港媒、台媒平台宣传招商引资政策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选择。由著名主播吴小莉担纲主持的凤凰卫视《问答神州》栏目，今年7月和11月先后访问了赵正永和彭清华，此二人也成为与港媒有直接互动的省委书记。随着全面改革不断深入，与港媒互动将被越来越多省委书记写上日程簿。

亮点频现：行业报受欢迎、省报开专栏

除去以上媒体外，体制内的行业报纸越发受到重视，利用这些专业媒体发声，也成为省委书记们的重要选择。两年来共有7位书记，在《中国纪检监察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组织人事报》《中国监察》《中国民族》等专业媒体刊文或专访，次数达到12次，其中以《中国纪检监察报》为最多，这体现了习王“打虎拍蝇”运动在省级“一把手”层面的重视程度。

梳理发现，有些省委书记与媒体互动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其中，谋划“新版重庆故事”的孙政才最具亮点。2013年9月12日，一篇题为《办公室想不明白的事情 到人民群众中找答案》的文章，出现在重庆日报头版新开辟的《渝政笔谈》专栏，文章以数百字短文，聚焦小问题，文笔活泼主题鲜明，但文章并未署名。此后，每过三两天，就会有新的文章发布，位置始终在重庆日报头版，截至今年12月15日，至少已完成75篇。9月12日的这篇文章提到，“记得当年随国务院领导同志下基层调研林权制度改革问题，江西修水县的一位老村支书说出九个字，叫'山定树，树定权，人定心'”。大公网检索发现，据江西日报2007年4月23日刊发的《山更绿 水更清 人更好--温家宝总理在我省考察纪实》记载，当地农民曾提及“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温家宝回应：“这三句话说得好！一定要写到报纸上。这是最高概括。”这篇报道最后提及“农业部部长孙政才……等随同考察”。因此可以推测，专栏作者曾于2007年跟随温家宝下基层调研，而且很可能就是孙政才本人。

此外，来源于重庆市林业局网站的报道也论证了这一点。刊发于2014年1月3日的新闻稿称，副站长唐志强同志领读了重庆日报《渝政笔谈》中孙政才书记关于党员领导干部《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等五篇掷地有声的文章。因此，基本可以确定，该专栏的执笔者就是孙政才。从文章内容看，专栏以党风廉政建设为主，也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内容，这与习近平当年在浙江日报开辟的《之江新语》颇为相似。专栏文章来自官员亲笔撰写，而不是智囊团代笔，其观点无疑更直观。

另一个特殊样本，则是“救火队长”王儒林，虽然他与媒体互动的形式并非撰文或专访，但仍很有必要提及。据统计，履新百天以来，王儒林的会议讲话已至少7次被山西日报在头版超常规刊发，力度可见一斑。要知道，从2012年12月擢升吉林省委书记到2014年8月底卸任的20个月里，王儒林与媒体互动也仅有6次。无缝传播省委书记的讲话，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这成为山西省委力图扭转官场颓势，重树政治生态的特殊文宣手段，这也反映出王儒林利用媒体达至执政目的的现代化思维。

仅从“媒介素养”考核省委书记，并不全面客观，但不妨作为一种观察角度，以此管窥省委“一把手”们对党务、政务公开的态度，以及对媒体作用的认识。媒体是友不是敌，是推动力不是阻碍力。只有当“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正面报道”观点真正深入执政者心里，媒体才有机会全面参与到“习式中国”的建设和崛起中。

大公网评论员宋代伦

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与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首次被搁到一块提出，作为2015年重点实施的国家战略。广大投资者很高兴，所覆盖省份的老百姓们也很高兴，总之是各取所需。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在中央与地方的共同作用下，经过最近两年的磨合，差不多到了进入下一步，即“全国一盘棋的共识下，各地抓住各自定位实现差异化突破”的阶段了。

作为一级行政区，中国的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单位就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舞台上的主角了。作为关注地方政经的观察站，大公网省级政经生态周报自今年四月创刊以来，始终关注省级行政区的政经动态，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沟通作为搭建起各区域经济带的重要机制，亦在我们的观察分析视野之内。不过，这些分析更多是针对个案，尚未有个较为宏观的梳理。

十八大闭幕到2012年底的1个多月里，省委书记开始了第一轮大调整。据统计共有11个省市区的一把手易人，分别是天津、内蒙古、吉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

大公网统计发现，两年多来，包括这11个省市区在内，地方交流涉及到了31个内地省级行政区的30个，几乎全覆盖，当然港台亦在统计范围内。剩下的一个是甘肃，但这当然不表明甘肃没有地方交流。今年八月，王三运便率团考察了宁夏。

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这11个省级行政区包含了中国最重要的三个经济增长极，也将三大区域战略纳入其中，且照顾到了中国的各个地理分区。因此我们认为，这样部分的统计能够反映出十八大后至今地方交流的一个基本面。

既然是省委书记的中期考，自然各项考察内容有高有低。根据大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用四个“最”来概括两年多来这11个地方一把手的地方交流情况。

谁与地方交流的次数最多？

经过大数据统计后，我们得到图一。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当仁不让成为地方交流中最抢镜的书记。当选市委书记两年多来，韩正在主场、客场和第三地的28个场合与地方省市进行交流。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改革发展经验最多的地方之一，韩正可以说享尽主场优势。从2013年4月贵州党政代表团赴上海考察学习开始，不到两年间，已有15个省市区（详见附图）的地方大员或重要城市一把手率团到上海取经，亦是各地之冠。2013年9月底上海自贸区成立后，这种主场优势自然又更进一步了。

图一

而上海与香港和台湾的紧密合作关系，也吸引了港台的高层隔三差五访沪嘘寒问暖。具体而言，韩正与香港在五次不同场合进行交流，四次是与梁振英会面，三次在上海，还有一次在北京两会期间。与台湾亦有四次交流，但会见的人身份比较多样，有桃园县长吴志扬、海协会海基会协商代表、台北市长郝龙斌、两岸和平论坛嘉宾等（尚不包括企业家个人）。其实在出任市委书记前的2010年4月，韩正就曾访问台湾，沪台交流合作一直推进良好。

当然，除主场坐镇外，韩正也曾四次率团外出考察学习，分别去了江苏、浙江、贵州、新疆。这四次外出交流又能分成两类。对江浙考察的主旨当然是加强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建设。其中，上海和江苏还实现了互访。就在12月初，韩正与杨雄还召集江浙皖三兄弟省份的一二把手，在上海召开了长三角三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规格之高，可以说是韩正地方交流中一个小高潮。

而对贵州和新疆的考察，则是上海对口支援政策下的“规定动作”。上海与贵州遵义、新疆喀什下属四个县对口支援。因此，韩正率团对这两地的考察学习的主题也在于此。其中，上海和贵州也实现了互访，贵州各级代表团还两次赴上海学习考察。

如果把这11位书记的数据归到一起看，即图一所反映的整体情况，大约可以总结一个规律：即一地书记地方交流的活跃程度，与该书记所在地方经济水平和书记本人的政治地位成正相关。如果非要排个名的话，综合所涉省市多寡与交流次数，排名是：韩正、胡春华、孙政才、夏宝龙、孙春兰、彭清华、尤权、赵正永、王儒林、王东明、王君。

重庆与四川本属一家，重庆直辖后政治地位飙升，相对于孙政才两年间与内地十省市的交流（全部是主场），王东明仅会见了福州市党政代表团。同样相邻的两广，因广东的经济地位和胡春华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广东的地方交流也强于广西。

哪位书记最爱往外跑？

不过话说回来，广西的交流次数虽然不多，但每次都是实打实的。统计发现，彭清华就任区委书记以来，共六次率团外出考察，分别是广东、湖南、贵州、云南、香港和台湾。其中，和广东、贵州、香港三地都实现了互访。其中，在北京、南宁和香港三地都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会面。这当然与彭清华之前作为香港中联办主任与梁振英的交情不无关系。执掌中联办期间，彭清华见证了梁振英从竞选、当选到上任的全过程。

从地域角度看，彭清华在对港台均实现率团访问外，对与广西接壤的四省也均到访考察。彭清华可以说是这么多地方大员中把与兄弟省市“抱团取暖”玩到极致的一位。在去年5月率团考察广东时，彭清华曾说，现在投资广西北部湾，就相当于当年投资珠三角，广西可以成为大家新的发展福地。在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加上目前势头正火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广西早已摆脱偏居中国海岸线一隅的边缘地位，似要成长为整合泛珠经济带、联通东盟与海上丝路的新舵主。这也即所谓“抓住了自身定位实现差异化突破”。

另一位与彭清华在“走出去”功夫上不分伯仲的属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从数量上看，孙春兰客场交流的内地省市与彭清华一样，赴四地交流，分别是北京、河北、陕西、新疆。从地域上看，这些外出交流的逻辑与韩正基本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从广西和天津的地方交流可以看出，两地的旁边都有实力高过自己的大哥，因此在省际交流方面，相对弱势的一方自然要主动一些，提高存在感。

谁与港台联系最紧密？

这又可以从三个维度切入，从而得到三个答案。如果是与香港联系最紧密，当然非胡春华莫属。图一清楚显示，胡春华主政广东至今，先后八次与香港高层会见，七次是与梁振英，一次与董建华，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此外，在今年十月举行的泛珠大会上，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与特首梁振英在香港占中运动正僵时，可谓给足面子。今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广东作为第二批自贸区之一，这会令香港获得更大扩展生存空间的平台，亦是加速粤港澳一体化的好牌。

对台交流谁最强，不用想，当然非福建莫属。虽然是事实，但尤权今年7月上旬对台五天四夜的访问，却是作为历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头一回。当时媒体用了个闽南语词，叫“走透透”，意思就是把台湾从高层到基层，从北到南都走遍了。由于尤权这次访问距离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时间不长，因此在媒体上的宣传力度着实不小。

除此之外，尤权还两次利用福建举办海峡论坛的机会，与参加论坛的台湾人士会面，去年就在第五届海峡论坛上会见了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此外去年8月尤权还会见了台中市长胡志强，今年8月和11月两度与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汪毅夫会见。这里还只是梳理与台湾高层人士的交流，并未包括众多台商和民间的交流，不过也足以看出闽台关系的天然亲近性。只是台湾九合一选举后政坛大洗牌，服贸协议又难产，因此未来闽台合作仍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

地理与文化上的自然亲近，使得粤港、闽台在交流上有着强烈的排他性。不过仍有强者能突破这层自然属性，凭借自身硬实力再造关系，实现沟通交流机制的常态化。这个强者，又花落上海。前文已提到，韩正这两年已经四次与台湾高级人士会面。同样这两年，韩正还五次与香港交流，四次与梁振英会面。有意思的是，最近一次还不是正式公开报道，而是香港《明报》报道称，10月16日梁振英抵沪与韩正会面，商量沪港通开张的日期。一个月后的11月17日，大家都从电视上看到两地一把手同时敲锣的画面，可谓又一次隔空“会见”。

实际上，香港与台湾作为较为独立的经济体，与内地各省市都保持着一定交往。但十八大后，上述粤闽两地，胡春华与台湾、尤权与香港在高层上都仅有一次场合的会见。而上海对港台两地均保持了较频繁的交流。因此综合来看，上海与港台联系最紧密。

图二

什么时间地方交流最频繁？

通过大数据统计，我们绘制出图二。可以看出，各地地方交流次数在月度上有淡旺季的周期性规律。通过两年数据的加总，四月是地方交流最频繁的月份，五月其次，七八月再其次。而十一月到次年三月这近半年较少。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十一月过后天气渐凉，十二月年关将至，各地开始准备地方两会，到一月、二月，地方两会陆续开始，春节到来，转而又迎来三月的全国两会。这一个周期忙下来，自然要到春暖花开，地方与中央事务都稳定下来，各地才开始进入地方交流的旺季。

不过对比这两年的数据也能发现，今年冬季相比去年而言，地方交流还是有所升温。去年一、二、十一、十二4个月，本文所统计省市仅有5次地方交流，今年则增至12次。我们判断，在明年三大区域战略成为重点工作后，地方交流的次数将继续上升，尤其在往年冬季作为交流淡季的时段内。

大公网评论员方乐迪

作者按：本文10位十八大后履新的地方一把手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王儒林职位变更，缺乏连续性，故而没有纳入）。10位地方一把手分别是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广西自治区书记彭清华、内蒙古自治区书记王君、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福建省委书记尤权。

本文研究主题为各省市区党委书记调研偏好。数据主要参考人民网“地方党委领导人资料库”中的报道集合。文章选取新常态元年（2014年）为参考年，梳理10位省委书记的调研经历。调研地点仅限本省之内的调研，出国与区域互动不在研究范畴之内。调研主体限定为党建主题以外的所有调研，故而群众路线与教育实践活动等调研不在选取样本之内。文中所提到的调研，也包括陪同副国级以及以上官员的调研，因为某种程度上中央的调研偏好也会影响到地方。

正文：

2014年是中国的新常态元年，不仅今年习近平在地方考察时首度提出“新常态”概念，同时也是新常态特征愈发明显的一年。在今年，各省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转型或者经济下行与调整的压力。于上述10位地方一把手而言，2014年也是他们对于履新之地由陌生到熟悉，执政思路愈发清晰的一年，故而其调研偏好也更能清晰地反应其执政意图与思路。

一、10位书记每个月至少调研一次

在过去一年中10位一把手共计调研161次，平均每位一把手要调研16次。由此看，一把手们至少一个月就要去调研一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调查研究这种方法依旧是中共官员进行地方治理的重要方法。

　　通过上图看，书记们赴地方调研频次非常高，即便是外出调研次数最少也超过了一个月一次。而其中超过一半的书记调研次数都超过了20次。在所有书记中，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是调研次数最多的地方党委书记——达23次，若算上夏宝龙参加党建调研的次数，这位书记基本上要一个月调研两次。

二、哪位书记最受中央垂青

本章节主要讨论的是陪同调研，陪同调研的对象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在新常态元年，政治局常委以及政治委员多次下地方调研，这些地方党政一把手也会陪同高层官员到本地调研。

梳理发现，10位省委书记共陪同18人次（一位高层到同一省委超过1次也按一次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在本省考察。基本上，上述10省区市都有至少一位政治局委员到访考察调研。在10省区市中，内蒙古和福建最受高层垂青，共计五名政治局成员到访考察调研（习近平去福建两次 李克强去内蒙古两次）；其次是天津、上海、重庆都是四名；浙江虽然只有两名政治局成员到访，但均为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张德江）。

三、10位书记的调研热点与题材

在上述两章节，我们了解10位书记调研与陪同调研的宏观数据，而本章节则重点介绍10位书记的具体调研偏好。通过本章节我们将看到各省鲜明的调研偏好。

（1）交通与扶贫仍然是大问题

通过梳理调研数据看，贫困依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除天津、上海、浙江外，其余七省区市皆有涉及扶贫内容或扶贫专题的调研活动，个别省区市还进行了至少两次的扶贫工作调研。多数省份也具有样板性或特点鲜明的扶贫地区。例如重庆的渝东南地区扶贫，孙政才新年第一次调研就是奔赴此地进行扶贫开发工作调研（第二次调研也涉及扶贫内容）。四川的典型地区则是大小凉山彝区考察扶贫开发，王东明今年就奔赴此地进行调研。

各省区市也普遍关注涉及交通发展建设，10省区市均有涉及相关主题的专项调研。调研主题涉及航空、铁路、航运以及轨道交通等内容。由此看，现阶段省内以及省际的互联互通建设仍是重大事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依旧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在10省区市中，四川和重庆的一把手调研涉及交通内容最多，共五次。其次是广东和广西分别是四次。这种分布频率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区域内的环境与经济发展。

此外，诸如生态、依法治国等来自中央层面的精神，各省都会积极响应，对应安排相关的响应式调研。

10省区市书记调研交通与总调研次数对比图

（2）10位书记的调研偏好

除上述共性内容，各省调研思路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这直接体现在相关调研主题的占比中。例如，天津书记孙春兰的调研偏好就体现在紧跟中央形势，主抓协同发展层面。

今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随后，天津书记孙春兰就围绕这一中央命题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政策动作。在本年度孙春兰的16次调研中，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调研就达到4次，占比25%。

在没有中央意志压力下的省区市，书记们就会围绕自己的意志与决策主体进行密集调研。这在上海、重庆与广东三个地区党委书记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孙政才主政重庆后提出了“五大功能区”战略，2014年围绕这一主题开展的调研就很多，达5次，也有近4成。与之类似的，社会治理之于胡春华、上海“一号工程”之于韩正都占据其调研中的重要比重。于浙江，五水共治则是夏宝龙的施政重点，全年23次调研中，涉及此主题的调研共有4次（若算上生态环境主题则近10次），占近2成。

在企业调研方面，我们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各个地区在发展与扶持层面的思路与重点。通过梳理看，各地区关注的重点产业与企业都带有鲜明的“新常态”特点，即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等等。这些行业与企业都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地区的转型与升级。

从共性上看，一把手们都考察调研了科技企业与汽车制造企业等。在个性层面，各省也有自己的侧重点。如重庆的焦点在集成电路企业、页岩气。广东的侧重点是装备制造业。四川层面，王东明关注的重点包括新能源汽车行业、航空产业制造业以及信息安全产业等。这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经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在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县域经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时，王东明已经先后3次调研了解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情况。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马军

如果长、珠和环渤海是中国已经最成熟的三个经济区，那么闽台合作或将创造出中国后劲最足的一个经济区。从京津冀到珠三角，经山东江浙到广东，中国东南沿海最后一块经济洼地正在起飞。

闽台合作成绩斐然

说福建是中国的经济洼地或许并不公平，这是一个拥有最早特区之一--厦门的省份，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但是由于省内多山地少平原，各区域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既不对等，相比周边的浙江和广东，福建在经济表现上亦不如这两个邻居更为亮眼。

但是福建有着其他省份没有的优势，由于有着和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闽台在两岸文化、经济、旅游领域的交流合作始终处于领跑的位置。

即使是在两岸关系最为低谷的阿扁时期，福建和台湾也通过"两门""两马"航线进行小三通直航。国民党执政之后，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闽台互访交流也越来越热络。

在此前后，海交会、花博会、旅博会、98投洽会、国共论坛等重量级两岸交流平台全部落户、甚至永久落户福建，依靠着马英九所称的"两岸和平红利"，福建取得了优异的经济发展水平。

今年前8个月，含第三地转投资，福建批准台资项目402项，同比增长4.1%，实际利用台资8.01亿美元，闽台贸易总额达81.47亿美元。

今年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经福建"跨海"赴台大陆游客中，团队游人数达17.75万人次；个人游达4.62万人次，同比去年皆增五成。据数据也表明，前三季度，福建赴台突破22万人次，同比增长51.8%，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而有123.51万人次台胞选择到福建旅游，占福建入境游客市场三成以上。

然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成就。2009年《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发布，平潭综合实验区启动。2011年11月18日，国务院批准《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

早些时候，习近平在考察平潭后称"平潭实验区是全国独创，要继续探索"。目前也已经有传闻，厦门、漳州、福州、泉州四地也将联合申报福建自贸区。如果成功，其包含区域将辐射全省，或将成为中国影响范围覆盖最广的自贸区。

在平潭效应的带领之下，今年年初以来，福建对台综合试验步伐加快，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平潭港口岸对外开放、15%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等一批优惠政策在平潭落地实施，全岛封关运作；台湾合作金库商业银行、彰化商业银行获批在福州设立分行，台湾第一商业银行获准在厦门筹建分行。

在闽台合作的大背景下，唯一让人遗憾的，就是今年年初服贸的卡关。否则金厦之间将成为两岸货物往来的最重要渠道，更多闽商闽资可以登陆台湾，台湾产品也可以以厦门为基地，享受境内生产产品的待遇销售全国。

后劲来自制度红利

虽然台湾全岛GDP已经被大陆至少五个省超越，但是相较来说，无论是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相关制度建设的成熟程度来说，台湾都无愧于华人社会商业文明标杆的称号。

但是，必须清晰的看到，台湾的经济实力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在倒退。自从2000年起，外向型的台湾经济就进入到低增长的循环，按照购买力计算，民众人均收入已经降至1997年水平。根据台湾多家人力银行统计，相同的岗位，台湾人在大陆的收入会是台湾本岛的1.5倍……

这意味着，单纯依赖对台招商引资、希望通过台湾的资金创造自身就业和经济成长的时代即将、甚至说已经过去，如果福建不再转变看待台湾资源的方式，发展后劲将越来越少。

换句话说，如果福建能够前瞻性的发现台湾除资本以外的另一个宝矿--公共制度建设和公共管理水准，那么闽台合作将会登上新一级台阶，福建的发展也将在制度红利的带动下显现出新一轮显著的增长。

今年7月，福建省委书记尤权访问台湾，成为第一个到访的福建省委书记。相比于其他省份更喜欢"北进北出"外，尤权此行选择降落在了高雄机场，而第一站就选择在了高雄。在参访高雄港务集团时，尤权特别关注了高雄港的规划设计、交通配套措施、港口建设营运管理和产业布局。更加特别的是，尤权着重关注了高雄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建设。

在主政福建之前，尤权长期在国务院工作，对产业规划布局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理解。在台湾经济硬实力逐渐被大陆翻转的今天，如何借助利用台湾经济的软实力实现福建的跨越式翻转，或是未来福建发展后劲的来源。

实际上，在这方面福建条件得天独厚。自然清新的生态环境让福建不必遭受因污染而带来的环境桎梏；"爱拼才会赢"的闽商精神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柱；发达的民营经济已经让福建在经济改革浪潮中占得先机；以厦门为代表的城市群公共治理水准也一直领跑全国。如能充分利用平潭先试先行的政策优势，在传统改革方式上进行突破和创新，全力尝试更多的有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政治制度，进而推广至全省，福建定会迎来制度红利带来的新一轮发展。

在未来几年内，台企银行将大量登陆福建，为福建带来新一轮发展资金。在台湾岛内经济疲软、贷款量下滑的大背景下，台资银行的登陆不仅将很大程度解决闽商发展的资金问题，也会给福建省内的各家国内商业银行带来竞争压力，有助于福建内部金融秩序的改革。

以平潭为先导的先试先行区域将大量启用台湾民众，甚至担任领导干部工作，这在管理理念、制度建设等领域将为福建的发展带来新的风气，甚至对福建未来在政治协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的建设都带来新的利好消息。福建在这些领域的实验甚至将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带来新的样板。

此外，台湾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外向型经济、商业领域立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都会随着闽台合作的加深而逐步经由福建传入大陆。作为两岸交流的前线，福建发展迎来制度红利可谓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在路上了。

大公网评论员辛忠

黑龙江、吉林、辽宁，合称“东三省”、“东北三省”。当年，这块中国版图东北方的疆土，以广袤的黑土地，丰富的煤炭、石油资源，在共和国诞生成长中，承载了无限荣光与梦想，被尊为“共和国长子”。

改革开放后，开发开放的前沿被放到了深圳、珠海等东南沿海，东北地区未被及时纳入新的国家战略，发展优势逐渐缩小。进入21世纪，东三省的老问题日益显现，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对外开放程度低，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如今，“共和国长子”的荣耀已被写入功劳簿为人怀旧、诉说。东三省所面临的，是如何尽快摆脱煤、油资源等长期占据重头的产业结构限制，给这片“北大荒”施撒上“调整产业结构”和“释放市场活力”的肥料。

积“重”难返

2014年11月26日，发生在辽宁阜新矿业恒大煤矿的煤尘燃烧事故，造成26名矿工死亡、50多人受伤。这是继200多人遇难的“2005年孙家湾煤矿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后，辽宁阜新矿业集团最严重的生产事故。辽宁阜新，这个誓言打造“东北地区最大的煤炭集散地”的地级市，近年来却饱受矿难困扰。

黑龙江双鸭山2013、2014连续两年发生矿难，吉林去年发生了死伤近50人的八宝煤矿瓦斯事故。频繁的矿难，直指东三省矿产资源开发占比较高的产业结构。

早年间，重工业曾经是支撑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顶梁柱，但随着时代演进，偏重的产业机构早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求。2013年以来，东三省在内地31个省份GDP排行榜中均在后10位。从2014年来看，一季度黑龙江GDP是4.1%，增速在全国排倒数第一，辽宁是7.4，吉林是7%，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倒数第五和第十二。今年上半年，东北三省经济增长虽有办法，但颓势依然不减。从总体来看，东三省经济增速均低于7.4%的全国水平。

从近年东三省GDP数据看，第二产业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信息，自2004年以来十年间，黑、吉、辽三省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三省均以第二产业占比最高，且多数年份超过50%的高值，其中，重工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普遍高于GDP增速，也就是说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更大，是GDP保持多年10%以上增速的首要功臣；一、三产业增加值虽有提高，但长期低于第二产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另一方面，央企对地方资源的依赖虽大，但对地方经济的实际辐射带动作用却极其有限。

以黑龙江省为例，虽然近年来第三产业出现逆势上扬，甚至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41.4%）以微弱优势领先第二产业（41.1%），历史上首次跃居榜首，但掩盖不了该省第一产业比重大，且逐年提高的问题。自2004年以来，黑龙江第一产业占比从12.7%一路走高，在13%~14%徘徊数年后，于2012年超过15%，并在2013年达到17.5%的高值。吉林、辽宁两省GDP第二产业占比均超过50%。而辽宁作为GDP大省，同样难逃重工业负荷过重的历史遗留顽疾。

不过，仅把东三省经济增速放缓归咎于重工业占比高并不准确。积“重”难返只是一方面，长期以来的重工业基础地位，形成了偏重偏旧的产业格局，加之对外开放程度低，市场化意识薄弱、民营经济不发达等综合因素，最终造成了东三省经济整体趋缓的态势。

能够验证东北地区开放程度低的例子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与外向度较高的沿海省份比，东三省受到经济危机冲击影响相对较小。时任吉林省长韩长赋坦言，这归功于外向型经济比重低，加之中央政策扶持，东三省在金融危机期间仍保持了高速增长。

连番输血

为振兴东北，国务院多次出手，用“输血”方式推动东北发展。自2003年以来的11年间，中央政府已出台多个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顶层设计方案。

2003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迎来春天的年份。这一年，国务院成立了以国务院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还是在这一年，中央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出台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的规划，明确了实施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出台了《关于发展高技术产业促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指导意见的通知》等系列方案，全面推动东三省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和经济振兴。

到了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东北振兴要优化经济结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随着振兴战略实施，东北地区加快了发展步伐，上述政策的落实为东北发展注入了活力。据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统计，10年间(2003~2012年)，辽宁、吉林 、黑龙江三省年均增速分别为12.8%、13.8%和11.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2013年前三季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同比增长8.7%、8.8%和8.4%，同期全国增速为7.7%。

然而，对比2014年上半年东三省全国排名倒数的经济数据，前期发展成了“曾经的辉煌”。吉林智库研究员刘庶明认为，这与前期国家直接给予东北的各种政策效应在逐步减退有关。

与东北地区相同的是，受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大陆各省区市均面临投资萎缩，增长乏力的困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成为习李新班子在“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经济新常态下给出的新选项。目前，中国内地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区域经济顶层设计，除原有的东部三大增长极外，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等多个区域经济带也进入实操阶段；由“一带一路”连接贯穿起来的多个省份，也不同程度地位于享受区域经济政策的福利带上。

然而，不同省份能享用到多大的国家战略蛋糕，主要看该省对经济新常态的适应程度。东部沿海地区和转型升级较快的省份，毫无疑问能分得更多蛋糕；而区位条件差，经济结构落后，转型升级未有实质成效的省份，就很难如意啃到甜美的蛋糕--东三省便属于后者，“区域性坍塌”成为外界对这一状态的形容。

为解决东北发展难题，时隔5年国务院再次出手。今年7月3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会议，并提出了“振兴东北要依靠国家支持，但最终还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的指示，这为此后出炉的新一轮东北振兴规划指明了方向。

一周后，国务院便出台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意见》共分十一个方面、35条政策措施。第一方面就是“着力激发市场活力”，提出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竞相迸发发展活力。《意见》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进一步简政放权”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直指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市场化不足这一痼疾。此外，《意见》明确提出了大力推进中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等要求。

与此前多个振兴方案比，2014版规划显然更重视激发东三省的改革创新：通过简政放权增强市场活力，通过央企、国企改革消解国有经济弊病，通过加强对外开放增强自主创新驱动力等。虽然方案不乏给钱给项目给政策，但从本轮振兴规划开始，东三省正式走上了由内而外自我振兴之路。

人事布局

十八大后，东北地区的党政一把手调整，为全国正常变化类型中幅度最大。从调整结果看，多位拥有经济专业高学历的官员进入东北任职，其中以三省省府班长变动最引人注目。

其中，陆昊于2013年两会后离京赴黑，挑起黑龙江省府班长重担，他也是三省中最早来到东北的一位。今年4月，拥有多省工作经历的李希来到辽宁，后接过省长一职。下半年，吉林省迎来党政首脑大换班，王儒林调任山西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任吉林书记，出身于金融系统的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空降”吉林出任省长。

梳理三位新任省长的仕途经历，或许可以看出，中央将这三人调往“北大荒”的深层用意。

首先，有经济领域专业学习经历，拥有较高学历。47岁的“政治明星”陆昊，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拥有经济学硕士，为高级经济师。李希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后获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硕士学位。蒋超良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拥有经济学硕士，也是高级经济师。三人在经济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对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来自东部发达地区，拥有良好的改革意识。陆昊和蒋超良均来自北京，属中央空降；李希来自上海。作为中国南北经济核心地区，京沪两地在政府简政放权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领先其他地区，在京沪有过工作经历的官员，一般比其他落后地区官员拥有更强的改革创新意识，更高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够担负起引领改革的重任。

再就是，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各有独特优势和经验。陆昊长期在北京工作，有过担任国企一把手，带领国企成功转型的履历，也有担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的经历，在国企改革和技术创新方面有独到见解。李希曾在甘肃、陕西、上海等多省工作，陕甘属传统工业省份，上海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旧模式-新思路”的工作路径有助于他对老工业基地着手改造。蒋超良长期在银行系统任职，足迹踏遍农行、央行、交通银行、国开行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蒋超良被派往广东，协助时任广东副省长的王岐山，处置问题金融机构风险。2002年9月到2004年5月，蒋超良到湖北担任了两年主管金融的副省长。

拥有经济学的专业背景，拥有应对旧增长模式的经验，以及任职发达地区或创新产业的经历，这是三位新晋省长的共同之处，也是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困境需要的要素。履新以来，三人在深化改革，提高开放上花了不少力气，但对“积重积弱”的东三省来说，改革之路不平坦，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寻找出路

当前，东三省寻找出路的核心仍是改革，而改革路径则是“练内功、引外力”。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破除国企市场竞争的体制机制障碍，简政放权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加强与省外、境外合作对接，打造“内部有动力、外部有空间”的经济调整新常态。

在改革压力下，东三省步调协同，通过调整思路想、甩开膀子干，找到不少改革新路子。其中，黑龙江充分发挥与俄罗斯接壤的区位优势，大打俄罗斯牌，借中俄关系友好深化的东风，为经济发展谋取最大红利。

在落实“习式外交”部署，加强对俄经贸合作方面，黑龙江承担着重要责任，这也是省长陆昊履新后的重要工作方向。以对俄贸易为突破口，陆昊致力于打造黑龙江经济升级版。2013年，黑龙江对俄投资完成9.5亿美元，增长55%，占全国对俄投资的34.2%，成为陆昊履新头年经济答卷的一大亮点。2014年以来，黑俄合作进一步深化加强，港口建设、资源开采、进出口贸易等，黑龙江俨然成为维护和体现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桥头堡。

除了借力俄罗斯，黑龙江还主动向北京中关村取经，与中关村建立学习交流机制，探索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合作的有效途径。陆昊曾在中关村任职，他认为，黑龙江要从“示范”和“引领”两个角度与中关村加强学习交流和合作。这与8月国务院出台《意见》的要求相一致，《意见》提出“研究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试点政策向东北地区推广，鼓励在科技成果处置权、收益权、股权激励等方面探索试验”。

吉林省以更具开创性的手笔，与俄罗斯共建出海港口，将有效解决进出口贸易和粮食运输难题。在今年5月举行的上海亚信峰会上，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吉林省与俄罗斯苏玛集团签订了合作建设扎鲁比诺万能海港的框架协议，计划为旧港换新颜，建成以集装箱运输为主的重要国际货运港口。扎鲁比诺港的建设将有助于吉林省乃至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开放，进一步拓宽其连接亚太与欧洲、中亚的运输通道，促进俄中在远东和亚太地区的合作，同时也将为吉林省解决其缺少出海口的困境。

作为东三省中经济优势最大的辽宁省，今年拿下了第10个国家级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地理区位优越，战略地位突出，经济基础雄厚，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大连再次担纲东北地区振兴的核心与龙头，而金普新区获批将打破东北地区传统经济格局，成为产业布局变革的开路先锋。

对于“共和国长子”来说，老工业基地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形成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并非一簇而就。受“三期叠加”因素影响，东三省经济增速趋缓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改革大、效果小”甚至“边改革、边减速”的现象，将成为东三省乃至部分省份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奇观。

大公网评论员郑曼玲

很难讲清楚这是一种怎样的失落和尴尬，“逢五小庆、逢十大庆”本是中国的传统习惯，但号称国内体量最大经济合作体的泛珠版块，于今年10月中旬举办的合作论坛十周年庆典，场面却冷清得出乎所有人意料。

所谓泛珠版块，包括珠江流域地域相邻、经贸关系密切的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和广东9省区，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 2”。这一概念的提出时日已久，早在2003年，主政广东的张德江就首次提出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战略构想，隔年6月，首届“泛珠论坛”在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连续举行。这个设计最初一现身就令人吃惊--纵横十余省，面积200万平方公里，人口4.46亿人，GDP总值占全国的33.3%。然而，十年来，“泛珠论坛”在11省区间轮流举办，虽然各方也签订了一些合作项目，但总体来看，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尤其是在后五年，“加强泛珠合作”日渐淡出官方主流话语体系。

此次正值十年节点，当初提出这一构想的张德江也已身居高位，晋升为中国最高权力集体中的一员，坊间普遍认为，“泛珠合作”有望提升至国家战略，得到更多政策支持。

作为活动主办方，广东方面至少提前了一年时间加以筹备，并接连组织了央媒、外媒进行宣传报道加以催谷预热。然而，将锣鼓点敲得震天响，当观众翘首期待主角精彩亮相时，就难免会感到失望--“9 2”设计师张德江并未躬身前来检验十年合作成果，分管全国商贸工作又曾主政广东的副总理汪洋也意外缺席（去年第九届泛珠大会在贵州举办，汪洋还曾亲自参加并发表讲话），就连几个相关国家部委都只委派副职领导莅临与会，整个活动的级别和档次，只能靠身为东道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春华来撑场。虽然“9 2”省区的行政首长悉数出席，但也难掩意兴阑珊，所谓“圆桌会议”尚未谈出任何实质意义的决议便草草收场。基于参与各方热情不高，会议还决定将泛珠大会由一年一次改为两年一次，由轮流在各省区举办改为固定在广东省举行，每届确定一至二个省区为共同承办方。

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是“泛珠”版块在现今中国经济版图中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首先，由于新增投资动能不足，珠三角陷入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当年这里曾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资相结合，创造了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而今，这一模式的路径依赖效应还在发酵，拼土地、拼资源消耗、拼低劳动力成本的思维惯性仍然存在。在长三角地区逐渐取代珠三角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后，珠三角的政策优势也日益式微，其对泛珠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也逐渐疲软。

其次，版块面积广阔、成员庞杂，利中有弊。大致而言，这一经济圈又可细分为珠三角、北部湾经济区、黔中经济区和滇中经济区四大经济区，以及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深圳前海、贵州贵安新区等多个国家级发展平台。当中也有不少省区明里暗里又加入到长江经济带等其他版块，处于“一女多嫁”状态，难免分心劳神，无法专注投入于泛珠兄弟间情谊，彼此合作往往流于表面而缺乏进展。

再次，虽然从一般规律来看，自发形成的“恋爱”比起自上而下的“拉郎配”，或许更具生命力。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毕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一个经济版块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国家在政策、资金和项目上的倾斜。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跨越九省两区的泛珠三角概念始终未能进入国家规划，亦未能提升至国家战略，说明这一合作框架虽日渐成型，但仍缺乏核心合作内涵，未受中央重视。

尽管如此，但眼见全国其他地区名目繁多的合作圈、经济带层出不穷、热火朝天，华南版块意欲合纵结盟的需求亦日渐强烈。珠三角虽然自1980年代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但由于自身面积不大，周边群山环绕，腹地狭小，发展壮大之雄心一直受到限制，亟需为与长三角及其他新崛起的经济区抗衡寻找新的动力。而湘赣琼云贵川等省也一直期望打通交通瓶颈，加快发展，各方均希望用“块状经济”的纵横联合式结构，把“独唱”变成“大合唱”，打通产业链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和相关的辅助产业，借此爆发出更大的经济能量。

而虽然“泛珠”合作终极十年也未能进入国家规划，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主打“港澳牌”的粤港澳自贸区则有望很快获得批复，成为泛珠三角合作的最主要支撑点。未来可在此基础上向两边扩展，一边向西，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为基础，在广西、云南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自由贸易区，另一边向东扩展，依托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带动整个泛珠三角区域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

不过在经济新常态下，要进一步强化这一版块的粘合度，泛珠合作应从松散型合作逐步转向机制化合作。一要完善政府管理体制，考虑跨区域承担环境、监管等外部型连接较强的事项；二要完善跨区域基础设施投资体制，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探索建立有关各方共同投资的机制；三是构建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还可以探索建立跨区域企业税收分享机制、区域内财政横向转移制度等，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惟其如此，泛珠合作才可能在辗转十年轮回之后，迎来崭新发展的“第二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