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论坛观察:该中国世界观出场了?

3月28日,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开幕式前,习近平与出席论坛年会的外国领导人合影。

  大公网评论员 宋代伦

  为时四天的2015博鳌亚洲论坛已经闭幕。虽然仅仅四天,但已成为创会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承接三月中旬闭幕的全国两会,关于中国,关于亚洲,关于世界各种大问题的讨论,带着热气都延续到了海南这座美丽小镇。

  博鳌论坛诞生于2001年春,这一年是21世纪的元年。可以说,博鳌亚洲论坛诞生于新世纪的亚洲,也注定去构建亚洲的新世纪。同样在这一年秋,中国还举办了APEC,加入了世贸组织。也是这一年,9·11事件震惊世界。中国开始逐渐走进世界体系并参与其中,美国也开始了新一轮全球战略布局,21世纪就这样开始了。

  时过境迁,虽然才短短十四年,但国际政经格局已经发生巨变。西方发生了金融危机,至今尚未走出这一周期。而与此同时,中国的GDP总量以美元计已从破一万亿,猛增到破十万亿;金砖国家从2001年经济学家的概念,变成实在的多边外交合作机制。按购买力平价计,不但中国GDP超过了美国,金砖国家也超过了七国集团。世界已不再是西方包打天下的世界。

  短短十四年,博鳌亚洲论坛见证了这一格局改变的全过程。复旦大学的沈丁立教授认为,论坛见证了中国从融入国际体系,到担任新生的亚洲论坛的永久东道国,并在此后的十多年中与亚洲各国协力并担任引领,尤其是在议程设置上推动亚洲的经济合作,充分显示了中国自信与担当。

  从历届论坛中国领导人的主旨演讲来看,我们能清楚看到这一点。“合作”“发展”“共赢”等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这既是论坛创立的初衷,也是一以贯之延续到未来的主题。亚洲与世界因合作而发展,因发展更加紧密地合作,以实现共赢。

  “互联互通”成为当下中国外交话语中的热词,它首次出现于胡锦涛在2008年的主旨演讲中,其中提到了“深化财政金融合作,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到2013年,习近平在演讲中又称“中国将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积极探讨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促进区域内经济融合”。经过数年话语与实践的积累,这一构想在今年的论坛期间发展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3月12日英国的“反水”拉开了亚投行版图扩张的大幕。此后,除美日外,西方主要国家纷纷申请加入。论坛期间,俄罗斯与巴西的加入,使得金砖五国除南非外也聚在了一起。亚投行成为现象级的讨论话题,更被认为是中国改变二战后世界政经格局的开始。

  与此同时,三部委也在习近平演讲的当天下午,发布了“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被认为是官方关于“一带一路”的总体规划。这把本次论坛与相关议题的讨论推向了最高潮。在博鳌论坛期间,习近平还密集会见多国领导人。可以说,博鳌论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个对话的空间,而是逐渐走向中国推动多边外交与合作交流的机制。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提出“博鳌外交”的说法,并认为博鳌论坛已经超越了一般论坛的性质,现在它更多的是观察中国政策和重大倡议的渠道之一。

  无论是一带一路、丝路基金,还是亚投行、东盟共同体,这都是中国主导下面向亚洲与世界的外交大战略与大平台。将它们的力量叠加在一起看,中国正在走上全面促进亚洲区域整合的引领之路,并辐射到欧洲、非洲、澳洲甚至南美。这一整合力度与广度之空前,确实是二战之后前所未见。正如王毅外长经常说的,“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的伙伴越来越多”。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近日撰文指出,为推动国际秩序的历史变革,习近平把中国的外交政策重塑为“积极参与”。中国从一个跟随时代的奔跑者转变为具有创新力的引领者。“中国外交正出现重大'拐点',习近平正带领中国以更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

  回过头来梳理本届论坛上习近平的主旨演讲,我们会发现,由于适逢二战结束70周年,这场演讲充满了历史感,同时现实感与未来感并存。我们看到,习近平在演讲中把亚洲发展放在整个二战以来的历史大背景来讲述,充满历史纵深感。

  2013年,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首次强调“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今年,“命运共同体”首次作为论坛主题,并在演讲中反复阐释。这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外交的核心理念之一。

  作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洲,亚洲注定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因为巨大的体量与发展潜力,又成为其中的领导者。外媒认为中国将扮演“亚洲盟主”角色,进而走上支配亚洲,与西方对抗的道路。这种看法并未摆脱冷战以及后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思维。

  虽然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仍然维持相对稳定,但整个世界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世界观,而是长期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许多全球性与区域性难题仍然无法解决。中国一直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但多年来一直停留在话语层面。伴随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适当的时刻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以合作与共赢为核心,并依托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亚投行等平台机制,使这一理念从亚洲走向世界。

  王毅外长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精辟地解释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应有之义:“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王毅还认为,各国应真正树立起利益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发展中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2015年刚开始的时候,关于“中国世纪”的讨论不绝于耳,背景是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中国GDP已超越美国成为第一。这个论断的凭据虽然有些“简单粗暴”,但这个巨大的事实确实存在,无法忽视。中国与亚洲经济实力的上升,使得世界经济的重心点开始加速向亚洲游移(见附图)。根据研究,在2050年前后即新中国成立百年之际,重心点将来到中国与印度之间。历史似乎完成了循环。而经济重心改变的同时,也是新世界观的逐步建立。

  中国新型的世界秩序观正努力形成。多年后回看历史,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或是中国开始实质建立中国亚洲观与世界观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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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与博鳌:三次表达的变与不变

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开幕,习近平作主旨演讲。

  大公网评论员 马俊茂

  3月28日,习近平的主旨演讲为博鳌论坛定调的同时,也将此次第一个把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会议高度焦点化,舆论场上各种不同的角色,试图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表述中各取所需,听到相同的声音,探嗅出不同的味道。

  此际,是习近平参加的第三次博鳌论坛,同样也是第三次发表不同主题的主旨演讲。

  2010年4月10日,习近平第一次参加博鳌论坛,发表有关“绿色发展”的演讲;2013年4月7日,习近平第二次现身博鳌论坛,讲述的核心概念是“共同发展”;今次,习近平擘划了一个美好的亚洲未来,以更宽宏的视野,再一次为国际政经新秩序注入了鲜明的习式中国元素。

  三次博鳌之旅,横跨六个年头。期间,不管对习近平自身,还是对转型升级中的中国,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而言,世事变迁自然会充斥着诸多变化,但也有部分恒定的要素为中国以及亚洲的发展托底。

  变化

  其一是身份之变。2010年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出席博鳌论坛,彼时,习近平在党口任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党校校长,军队层面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13年4月,习近平已经全面接管了党政军大权,已开启了他的“中国梦”之旅。及至2015年3月,习近平身上又加诸了多项组长头衔,深改组、国安委以及网安小组等开启了“小组治国”模式。正常的换届和治理模式的变化共同造就了这种权力的递增效应和身份的渐变。

  这种身份的变化也体现在博鳌论坛上的三次表述中。2010年演讲中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开篇不远处即提到了胡锦涛的名字,引用了胡锦涛在2008年博鳌论坛上的讲话观点,这既是行文的需求,也是身份与政治的需求。

  2013、2015年两次演讲中,习近平在开始阶段的礼节性欢迎中这样表述:“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然而在2010年的表述中仅仅是“我谨代表中国政府”,这也部分地体现出了身份的差异在措辞上的变化。

  其二是中国经济环境之变。2010年中国GDP增速10.3%,2013年中国GDP增速7.7%,2015年预期在7%左右,呈现逐年的下降趋势,由此也衍生出了习近平用“新常态”对这种发展速度与模式的定义,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2010年的博鳌演讲中,习近平的“绿色发展”观已经为今日的“新常态”埋下了伏笔,彼时习近平称要实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动创新发展。2013年在中国经济发展上着墨不多,仅仅提到了要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牢牢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这是经济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调整过渡的阶段。2015年,习近平用500多字来阐述关于“新常态”的理论,称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聚集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即便是减速换挡,习近平还是为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助力,强调要给予亚洲以及世界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

  其三是行文态度之变。2010年习近平的演讲中着重强调“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尤其是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这是一种谨慎的汇报态度,告诉亚洲和世界,我们在努力向世界靠拢。到了2015年的表述,在措辞上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行文更多强调“我们应该做什么,各国必须要做什么”,在全文中出现了多达四次的“必须”。很显然,这是从规则探索者和顺和者到规则执行者的一种量能转变。

  上述转变的底蕴来自于多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次席;第二是随着身份的逐渐变化,习近平自身强硬的施政风格逐渐显现;第三是习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在外交方面纵横捭阖而来的自信。

  其四是内容之变。除了着重讲述共进、共享的亚洲发展观之外,2015年的演讲中,习近平着力用近500字来阐述由其主导而生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由“一带一路”衍生而来的“亚投行”最近也已步入了实质性的成员终定阶段,习近平在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同时,也欢迎五大洲朋友共襄盛举。

  “一带一路”被部分外媒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但因为时代背景和“义利观”的迥然相异,二者的出发点南辕北辙。由习近平亲自推动的“一带一路”正逐渐被沿线国家及世界所接纳。由此,在如此重要的国际性会议场合,习近平为此而着墨颇多也在情理之中。

  不变

  其一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承诺不变。“和平”一词在习近平的三次演讲中共出现了37次,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诠释当下,“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思想为其“和平观”背书,重申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且中国自身也需要一个和平发展的内部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

  随同中国的“政经体量”逐渐变大,以及在东海和南海的局部纷争,世界舆论中不时有“中国威胁论”的说辞,且不论这是一种用心不良的阴谋论,就现实来讲,中国也在朝着共赢的局面迈进。因此,在被称为“主场外交”的博鳌论坛上,作为国家的代言人,习近平处处展现和阐释以和为贵的大道,这是习近平三次演讲的主线,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必有路径。

  在强调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习近平在2015年的演讲中用大历史观描述了当下的全球格局,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对峙不复存在,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这既是对世界大势的一种判断,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对和平发展的希冀与笃定。

  其二是对差异化发展道路的坚信。“尊重”一词也是习近平三次演讲中的常用词汇,尊重的是什么?是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亚洲国家积极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道路,中国同样如此,用现行的社会制度进行差异化道路的发展,第三方没有权力也不应该去干涉他国的道路选择权。“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

  其三是美日因素的不变。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间接围堵,日本与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的海洋纷争,二者是横亘在中方与美日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因此,美日在意识形态和利益上结成了有限的攻守同盟,以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这种外部的美日因素贯穿于习近平的三次博鳌之行,在习近平着力推进的“亚投行”一事上,美日曾高调反对,暗中阻扰他国加入,但最后的结果已经明朗化,在大势面前,不变的美日因素或许终有开结的一天。

  其四是行文中对“借古喻今”的坚持。与所有习近平在国际国内重大场合的演讲一样,在博鳌的舞台上习近平依然钟情于古语的表现力,引用大量的古语来阐释现实。这与其个人的知识结构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往密不可分。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三个不同的时间节点,变化的身份,不变的舞台,习近平与博鳌的三次相遇充斥着上述的变化与恒定,不管是自身的因素还是客观的环境,这一切都将在随后的历史演进中愈走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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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论坛:省际竞合的国际舞台

江苏省长李学勇在专场推介会上发表题为《携手“一带一路” 共创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大公网评论员 辛忠

  3月28日下午,备受瞩目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下称《愿景和行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

  在这份“终极”名单中,圈定了重点涉及的18个省,此外,规划还提及要发挥港澳台地区在“一带一路”的作用。但令外界大感意外的是江苏省“落选”,实际上,共有13个省份落选,为何独独江苏如此受关注?

  因为就在《愿景和行动》发布两小时前,参加博鳌论坛的江苏省长李学勇在江苏专场交流会上,刚刚发表了题为《携手“一带一路”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江苏是本次博鳌论坛上唯一做专场推介的省份,其受关注度可想而知。江苏以“独一份”身姿跃上近年来最具看点的一届博鳌舞台,其推介的“一带一路”江苏方案,受到外界瞩目,但最后江苏落选,而博鳌的高调亮相似乎倍增了江苏未进《愿景和行动》的“尴尬”。

  博鳌15载:助推地方对接国家战略

  作为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平台,博鳌论坛的含金量和影响力近年来显著提升,本届博鳌因为亚投行冲刺和“一带一路”规划出炉更受瞩目。近年来,一些省市在博鳌论坛上的亮相,以及之后成为国家战略热点的现实,更加彰显博鳌论坛的平台价值。

  博鳌15年,获益最多的当属占尽主场优势的海南省。随着论坛影响力日隆,海南收获了知名度与美誉度,同时,海南又借此拓展对外合作,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从2012年起,博鳌论坛引入省份专场推介模式,河南成为第一个借力博鳌进行国际推介的省份,“中原经济区”这一国之方略,借力全球著名政经对话平台,走向世界。当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中原经济区规划》。此后,博鳌亮相省份的推介项目,很快实现政策落地,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2013年博鳌论坛,首个多省组团推介活动完成“样板间”打造。彼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领导以“长江中游城市群”项目为重点,通过“直通式”对话促进中国内地的抱团取暖。2013年下半年到2014年,国家部委与鄂、湘、赣、皖等地对这一城市群规划做了多轮调研会商。今年1月14日,长江中游城市群最终进入最新城市群编制方案,成为五大国家级城市群之一。

  2014年博鳌论坛,将省市亮相进行了再升级,既有“四川之夜”的专场推介,也有“省市长与CEO对话”的多省联动亮相。但当年博鳌在省级层面的最大动作,当属李克强总理演讲中提到的“沪港通”,并给出了六个月的执行时间表。从4月到11月,沪港通历经多番博弈较量,最终成功启动,上海和香港两座国际金融城市,在更大融合平台上实现互联互通,也为深港通提供了参考方案。

  2015年博鳌:亮相省市或出台重要规划

  从以往情况看,在2015年亮相博鳌论坛的省市以及项目议题,应该受到更多关注。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主任贾晋京接受大公网采访时认为,这些省市未来可能会有重要政策落地,不排除一些项目方案已经完成编制,正处于国务院审批阶段。

  本届博鳌论坛的省际活动,维持了去年的规格:一场省级专场推介活动;多场由地方政府官员参加的分论坛,其中一场以“地方合作--命运共同体的驱动力”为主题的分论坛。在分论坛上,天津、重庆、陕西、青岛、杭州、广州等多个省市的官员亮相发言,从其内容可以窥得“蛛丝马迹”。

  最大特点是,各省市选择最具特色和优势的领域进行推介。天津强调自贸区与京津冀一体化深层互动,重庆推广地方政府缓解债务问题的善政良策,杭州突出用电子商务平台打通与东盟城市间的交流合作渠道,广州携手港澳打造更开放的深层次发展。

  在博鳌舞台上,获邀省市既可加强与其他国家和省市的合作,同时借力宣传特色规划,在对接中央规划上力争获得更大筹码,“竞合兼具”是这些省市亮相博鳌的一大特点。而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以上省市很可能获得中央背书,出台紧扣自身优势和热点的政策方案。

  一带一路:各地对自身角色再定位

  在国家“一带一路”规划中占据一席,也是各省区市几番博弈的核心诉求。但是,无论是被提及省份还是未被提及省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对照《愿景和行动》中的具体论述,对本省区市的功能定位进行再定位,对此前制定的发展方案再调整。

  对于江苏落选《愿景和行动》的原因,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江苏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的定位不变,也就是说,未进入《愿景和行动》不会影响江苏省对接“一带一路”的角色布局。

  首先,《愿景和行动》是一部侧重对外宣示的文件,因此以中国政府为发布方,以“一带一路”参与国为主要对象,这从文件使用“中国政府特制定发布”的措辞即有体现。大公网从消息人士处获悉,中央已在六个月前编制完成了一部“一带一路”具体项目实施方案,这部实施细则对“一带一路”近期建设更具指导性,而哪些省份获得具体项目,还有待官方消息进一步披露。

  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未来数十年的重大战略,因此,有专家认为,这部《愿景和行动》是一部当前规划,“一带一路”建设规划还将随时补充调整,这一过程中还将有多份规划文件。这次不在文件内的省份,以后还有机会进入规划。

  第三,文件提到的18个省区市,多属“一带一路”建设的潜在增量地区,贾晋京认为,江苏省海陆联通等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而且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比较成熟,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存量资产,因此未被重点论述。江苏省长李学勇发言中称,去年江苏和沿线国家地区贸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占该省全部贸易额的20%,江苏的企业在沿线国家走出去投资有1000个项目。

  第四,江苏虽未被《愿景和行动》明确提及,但文件并不缺少对江苏的潜在“提及”。国家新亚欧大陆桥国际协调机制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货代协会国际陆桥运输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林备战表示,《行动》中已明确提出,共同打造新亚欧大桥,而连云港正是新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也就是说,这里有连云港通道,也意味着江苏未缺席。”此外,在沿海港口、中欧班列等方面,已经具备一定基础条件的江苏省也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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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从海洋局长到“海洋省长”

海南省长刘赐贵在博鳌现场

  大公网评论员 方乐迪

  今年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第十五个年头,而今年的论坛也是“干货”最多的一届论坛。除了风云际会的各方寒暄之外,还有更多务实的内容,诸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等。博鳌故事已经成为中国新常态的一部分。这一年论坛又新又实,这一年论坛主办地也迎来一位新省长--刘赐贵。他本人也在海南完成了由海洋局长到“海洋省长”的角色转换。

  新省长与新博鳌:友谊连接发展

  在一个更注重对外展示形象的传播新时代,会议会展是一个省份推广自己的不二机会。此前,上海和北京已经先后被亚信峰会和APEC加持,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城市。这一次,海南也因为一届新而扎实的博鳌论坛,而再度引人关注。

  本届博鳌的扎实同样也是自上而下,上层凝聚共识,推动合作与签约。省域一级也同样在巩固关系、拓展合作、发展自己。而对于东道主海南而言,刚刚走马上任的刘赐贵就碰到了推广海南、借势发展的好时机。

  在博鳌论坛同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海南省政府共同举办的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会。海南正在谋求借助“友城”链接,串联起“一带一路”发展,并在其中谋得海南自己的发展身位。而在政策层面,“一带一路”路线图中也为海南明确了自己的位置--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

  “海洋”、“海南”与“丝绸之路”,这三个词组合起来发挥着不一样的作用。海南是平台、海洋是纽带,而“丝绸之路”则是愿景。刘赐贵在出席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会时表示,望同东盟各省市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以蓝色经济为纽带,精诚合作,互惠互利,共同把南海建设成为合作之海、友谊之海、和平之海、发展之海,共同谱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

  海南在中国倚重的周边外交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就像刘赐贵所言,海南与东盟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双方有着悠久的往来历史,并且日益紧密。在发展蓝色经济与推动区域次区域合作上,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与东盟的外交便利,作为主场外交永久会址的优势以及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这些构成了这个海洋省份拥抱新发展的基础。“这个曾经定位摇摆的省份,在中国发展的大环境下方向也愈发明确,而手中也有足够的牌来处理好经济发展。

  局长变省长:刘赐贵依旧念着”海洋经“

  纵观博鳌的前后,”海洋“是刘赐贵讲话的关键词,而这并不是担任过三年海洋局长的刘赐贵的”职业病“。虽然从部委到了地方,但海洋依旧是刘赐贵工作的主题--海南是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从海洋到海洋,刘赐贵的角色实现了一种平滑过渡与无缝对接。

  局长变成了省长,刘赐贵仍需要继续念”海洋经“。”要着力推动南海防灾减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促进蓝色经济的发展。而海南自己在加快合作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海洋教育,为海洋合作打下很好的基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赐贵如此表示。

  海洋是刘赐贵的优势,海洋也是海南的优势。刘赐贵要从最熟悉的部分(海洋)开展工作,海南则要靠海吃海,发展自己。发展海洋强省,这是刘赐贵对海南的定位。在今年两会期间,刘赐贵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今后一个时期,海南将以更大力度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做大做强”蓝色经济“,以经贸合作为纽带,带动区域内基础设施、综合管理、防灾减灾等多方面合作,把南海建设为可持续发展的合作之海。目前,海洋经济占据海南地区生产总值的30%。对于海洋面积占九成的省份而言,他的蓝色引擎显然还没有完全打开。

  海洋不仅为海南带来了硬实力(经济发展),也有软力量。就在本届博鳌论坛上,刘赐贵表示,”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契机,海南将发挥其在东盟国家的侨务优势,加强和东盟以及南海周边国家人文合作,今年和东盟国家为主合作办学项目海洋大学将启动建设“。由此,乡情、东盟、海洋等关键词再次串联起来。

  刘赐贵是福建泉州人,曾长期在福建工作。从福建(福州)到北京有1930公里,这段仕途进阶之路,刘赐贵走了35年。而从北京来到海南,这段2690公里的路,刘赐贵走了三年。来到了海南这个新平台,经历央地锻炼且有海洋背景的无缝对接,刘赐贵的路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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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博鳌:由被“吐槽”看离达沃斯还有多远

2015博鳌论坛现场

  编者按:

  在“吐槽”年代,可能最不缺的就是被“吐槽”。

  “博鳌亚洲论坛”时间结束,这个北纬18°上的美丽小镇接待了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人。从官方统计的人数上来看,这一数字高于两个月前的达沃斯接待。

  据悉,两个月前,瑞士的达沃斯小镇,有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名各界人士参与到“世界经济论坛”。

  在宏大的议题之外,我们也听到了一位参会者对达沃斯的“吐槽”:商业氛围变得浓厚的达沃斯,房价往上窜的太高。当然,对于博鳌也并不缺被“吐槽”,比如会场屏幕出现故障、会务接待不完善等等。

  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的伙伴越来越多”之下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自是冠盖云集、巨商富贾扎堆。只是,与达沃斯上的“吐槽”不同,关于博鳌的“吐槽”似乎显得并不那么“高级”。

  身在博鳌一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带来了他在博鳌现场的亲身体验。

  博鳌离达沃斯还有多远?在宏大的叙事之外,从一个侧面,或许我们可以从中一窥端倪。

  “吐槽”背后,作者的看似随笔,意在理清“博鳌是一个什么场子”。而关于“博鳌离达沃斯还有多远”之问,如他文中所说,无论是国家磁场,还是外交场、名利场,博鳌都还不算大,体现出的力量还需要再发散,“希望未来的博鳌更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场子”。

  博鳌是一个什么场子

  15位国家元首、200多位世界500强老总,在博鳌主会区,迎面走来一个人,内心常打着嘀咕,咦,他不是那个那个谁嘛?她不是那谁谁啊?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在脑海中不停地打转,眼前应接不暇,这是我今年参加博鳌论坛的第一感受。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会务有多少瑕疵,参会者也只能忍着。28日上午,一位欧洲来的著名学者进不去主会场,听不了开幕式习大大的发言。刚好遇上我,总算找到发泄的中国对象,大喊:“太差的会务啦!我准备现在就回去!”我帮忙找相关秘书处人员,解释他有多么重要,是否可通容进场。博鳌的工作人员只能耸耸肩说:唉,真的没办法,今年来的重要人物太多啦。

  下午,在王毅外长的主讲场合,再遇到这位欧洲学者,他笑脸相迎。没听成开幕式,不过,气似乎已消了。所以,要问博鳌是一个什么场子,“国家磁场”是最好的描述。中国与日俱增的国家吸引力在博鳌15年的发展中得到的应证。

  从2001年开始,中国政府把博鳌打造成了全球最有人气吸引力的村庄。上午开幕式上,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妮就赞叹道,今年的博鳌已超过达沃斯了。老实说,我觉得,这话有一些溢美之词。相较达沃斯,博鳌还需要有更多的历史底蕴、更多的标志性事件、更重要的软实力外溢现象。不过,在这一点上,博鳌论坛似乎也开始注意到了。

  上午习大大刚发完主旨发言,下午被称为“一带一路规划方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公布。官方对于博鳌的“特殊厚爱”可见一斑。要知道,三天前,在北京举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层次也相当高。从这个角度看,博鳌还是一个“外交场”,是中国发挥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世界不得不倾听在博鳌的任何声音。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集中发声的威力,的确不得小觑。上午14个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集中发声,总结一句的外交辞令,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我们愿意与中国合作。说的调侃一点,就是“中国土豪,我们交朋友吧”。

  投资、融资、贸易、合作,是这个场子的关键词。或许这本身还是一个“名利场”,在餐厅、在走廊,我不只一次看见青年精英向那些大投资家兜售着商业理念、创新想法,到处都换名片的人。这个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时代,冲着名利去,不是不可怕的事;怕的就是,没有条件为下一代有想法的青年人、有能力的青年人创造一个足够创造更大名利的空间。博鳌,的确是中国未来有希望、有魅力的一个折射。

  无论是国家磁场,还是外交场、名利场,博鳌都还不算大,体现出的力量还需要再发散。在普通中国人的理念中,场子越大,说明号召力越强,本身就是实力的表现。当然,大的框架下,还需要更多的细节追求。希望未来的博鳌更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场子。

  正如2015年的博鳌主题是“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而习大大的半小时演讲主旨也是总结亚洲的奋斗历史,描述亚洲的激情现在,更是勾勒了充满信心的未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博鳌的辉煌历史或许才刚刚开始。作为中国的一名普通参会者,除了祝福和善意的建议,还有什么更能代表我个人的期待呢?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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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大棋局:香港再临十字路口

香港特首梁振英(右二)参加“一带一路:跨国公司的机遇与香港的角色”分论坛

  大公网评论员 宋代伦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成讨论最火热的话题。70多场分论坛,话题之多元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有一场是为香港准备的,即“一带一路:跨国公司与香港的角色”,特首梁振英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梁振英是博鳌论坛的常客了,就任特首三年来每届不落,2009年在还是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时就曾与会。不过,这次梁特首出席博鳌论坛,期望可能比以往都大,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多。因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都来了。

  以往梁振英在介绍香港的作用时,很爱用两个“超级”来形容,即香港是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连接器”和“超级联系人”。这次在发挥“一带一路”中作用的背景下也不例外。除此之外,梁振英这次又为香港的定位加了两个“首席”,即“是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首席信息官和首席智力官”。

  梁振英认为,香港有很好的资本市场,可以为本地和区域内的项目进行融资,同时,在私募投资上,以及在股票市场的运作上香港都非常好,香港独立的金融系统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贡献自己的力量。

  定位的丰富,代表着梁振英对香港在“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等战略与平台中角色的殷切期待。香港“财爷”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最近也不厌其烦为港加入亚投行、融入“一带一路”奔走相告。

  曾俊华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为香港提供了非常庞大的发展机会,香港精英人才有能力参与这一庞大工程,应该做足准备、把握机遇。曾俊华认为,要理解“一带一路”的构想,以及探讨它与香港未来的关系,丝路基金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曾俊华指出,香港至少可以在其中担当投资者、中介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关于亚投行,曾俊华也称,特区政府会积极研究加入,并已在去年12月向中央提出加入亚投行的意愿。他希望以此让香港掌握亚洲的发展方向和需要,通过提供金融和专业服务,协助港企和专业人士参与重点建设,为香港开拓商机,带动贸易增长。同时,他还计划今年秋天率领香港的商务团,出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希望与当地政府启动促进贸易及投资安排,为香港打开新市场作准备。

  对于“一带一路”带来新机遇,香港工商界代表也积极发声。长江制衣董事总经理陈永棋最近表示,港商以往到海外投资是“单枪匹马”、“单打独斗”,自己去争取投资、贸易和融资的机会,但如今通过“一带一路”,港商在海外贸易往来时更方便,深感国家是港商最强大的后盾。

  关心香港发展的学者也期待香港在“一带一路”与亚投行中的表现。香港经济学者、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梁海明在接受大公网采访时表示,香港参与“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可以参与融资,因为香港成熟的金融环境,使得企业融资成本更低,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便利。此外,还可以在港发债,同样有助于推进基建项目。

  对于广东自贸区的设立,梁海明认为,这对香港非常有好处。“这将提供更大发展空间,金融会计法律进入广东打开便利之门,推动各行各业和经济发展,香港是个成熟的自由港,而广东自贸区刚起步,两者关系是优势互补,而非竞争。”同时,梁海明还指出,粤港自贸区合作还可以培养大批“一带一路”中的人才,具备国际贸易、管理、金融等方面专业知识,拥有国际视野、国际经验、懂英语等。

  看来,政商学界都达成共识,认为“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兹事体大”。不过说到人才,让我们不妨把视线聚焦一下。毕竟,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推动着“一带一路”前进。虽然香港目前面临的外部形势大好,但香港内部的情况则并不乐观。

  经过2014一整年政改问题的执拗,香港的政经生态与市民心态都已大变。梁振英在年初施政报告中点名批判“港独”,使得这一势力与其观点开始广为舆论关注。本土主义、排外思想等在青年人中占据了很大的影响力。自由行风波、反水货客暴行等使得人们不得不担忧这些思想付诸行动时对香港发展大局造成的破坏。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日前在一个论坛的演讲中谈到,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在心态上需作三种调整:第一,改变一直以来“重西方轻东方”的态度;第二,改变狭隘的“本土”或地方主义倾向,拓宽国际视野;第三,更多从长远和战略角度探索香港未来的发展前景。

  对于青年人观念的转变,刘兆佳先生日前在出席“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座谈会”期间接受大公网采访时也表示,国民教育科虽然对推动观念转变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顺应当下与未来就业和发展过程中碰到的机遇。“'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有很多发展机遇,青年人必须要武装自己,必须懂得内地同胞与亚洲打交道,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推动的力量。所以青年人需要更了解中国与亚洲的发展。”

  刘兆佳先生认为,加强对中国与亚洲的认识,不需要太多政治宣传,从认知的角度让学生们去了解。“'一带一路'是个长远的发展过程,是个开放的过程,不断有新的国家加入,新的项目推动。香港的前途也越来越和亚洲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利用青年人的自身需要,利用个人事业的发展。这比让他们在学校的改变更为有效。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不需要揠苗助长,也急不得。”

  面对2017年特首普选脚步的临近,面对“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等带来的重大机遇,香港又一次走到了政经发展的十字路口。这些大背景虽然是中央与内地在背后支持,但如何抉择未来之路,还是在香港自己。

  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香港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赶上了国际制造与贸易分工的大潮,从此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一次,“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又在引领着新一轮发展浪潮。在历史的车轮滚滚驶来之时,香港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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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博鳌缘:一个民间基金会包打天下

习近平与萧万长在博鳌现场

  大公网评论员 许辉

  今年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的第15个年头,台湾的萧万长又来了,这位在台湾政坛素有“微笑老萧”之称的卸任官员,前前后后已经来参加过将近十次博鳌年会。这次他依然是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的名号来的,这个在萧万长主导下与博鳌论坛几乎同时成立的民间基金会,一手包办了台湾和博鳌的所有联系。自2002年参加第一届论坛后,14年来,无论是在两岸关系紧张的陈水扁时期,还是和缓的马英九时期,“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就未曾在博鳌缺席。

  这期间,2008年是台湾与博鳌关系的分水岭,这一年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获胜,候任“副总统”萧万长仍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来到博鳌,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此行被称为两岸的融冰之旅。一方面,政治上的突破促进了两岸经济的合作。另一方面,参会台湾代表团的重要性也在增强,某种程度上扮演了马英九与大陆官方“传声筒”的角色。有了博鳌这个平台,两岸官方多了一个沟通的管道,在一个多边的国际论坛上,曾经的台湾主政者和现任的大陆主政者可以面对面坐下来,心平气和地交流看法,共谋发展。

  这些年,博鳌成了两岸重大经贸政策的“试水温”平台,很多两岸合作均在这个场合下取得突破性进展。今年,论坛成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等中国方案的“推广站”。在这股洪流中,台湾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相较于不少西方国家,台湾老绷着一根神经,处处担心被大陆“矮化”,在“国格”、名号中纠结以至于反应迟缓。

  马英九主政这些年,台湾经济起起落落,但博鳌论坛上这种卸任台湾高官加民间基金会与大陆官方对谈的操作模式效果还不错。明年台湾就要换届大选,民进党蔡英文上台的呼声很高,如果政权轮替,台湾蓝营主导的“两岸博鳌模式”是继续发挥作用还是日渐式微,就需要再观察了。

  14年来的博鳌和台湾

  萧万长卸任李登辉时期的“行政院长”后,积极宣扬两岸共同市场概念,联手台湾企业界于2001年3月筹组成立“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该基金会是民间组织,定调为研究论坛的角色,萧担任第一届基金会董事长。而巧合的是,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发起的博鳌亚洲论坛于2001年2月27日在博鳌正式成立。

  萧万长从2003年论坛第二届年会开始与博鳌结缘,几乎每年都以基金会董事长的身分出席。2005年在论坛上会见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6年见了曾庆红,2007年因为吴邦国的行程紧凑,萧万长错过了和他会面。2008年,萧万长以候任“副总统”的身份见了胡锦涛,两岸政治关系得以改善。此后,萧因为有官方身份,2009年至2011年台湾改派前“监察院长”、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率团参加。三年里,钱复分别会见了温家宝、习近平和胡锦涛。2012年,也是候任的 “副总统”吴敦义以“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代表团名誉团长的身份会见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自 2013年开始,已经卸任官职的萧万长以基金会荣誉董事长的身份归位,2013年和2015年见了习近平,2014年见了李克强。

  从十多年台湾的参会情况看,2008年是分水岭。陈水扁当政时期,两岸关系紧张,和绿营说不上话的民间基金会作用有限。2008年,萧万长在与胡锦涛会面时提出两岸未来互动十六字箴言:“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之后,两岸经济及政治对谈迎来新的局面。作为最高层的“传声筒”,萧万长当过马英九的副手,在商业领袖和台湾政治人物之间灵活地转换身份。吴敦义是现任的马英九副手,两位在候任“副总统”时都被派到博鳌,其用意不言而喻。

  博鳌论坛上,两岸之间虽然是官方对民间的模式,但实际上可被视为两岸最高级别的会谈,对两岸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

  台湾在博鳌的得与失

  2008年博鳌“胡萧会”后,两岸政治关系改善、互信增加。之后的历次会晤经贸合作开始成为主轴,代表团随行的工商界人士越来越多,谈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广泛。

  在两岸经济与事务交流中,包括直航增班、陆客加人、家电下乡、面板采购、避免双重课税、台商投资保障协议、金融列早收清单、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农产采购,包括今年台湾有意加入的亚投行等话题,有些是在博鳌论坛上有了关键进展,有些是在博鳌论坛上提出后被列为两岸合作的项目,论坛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从大陆角度看,很愿意帮忙台湾经济的发展,促进两岸的发展。多年来,在论坛上大陆给了台湾很多的优惠承诺、让步和帮助。钱复曾回忆说,2011年他曾代表台湾在博鳌私下向大陆领导人求助,希望大陆“扩大内需”,大陆有4兆元家电要下乡,台湾希望优先采购台湾的东西。台湾面板业很惨淡,也希望大陆帮忙。钱复说,“我们是兄弟,我们有难,你们是不是可以到台湾来?”对于这些要求,时任总理温家宝都答应帮忙。

  近几年,台湾的经济一直没有起色。2012年,在博鳌论坛研究院公布的“亚洲竞争力年度报告”中,台湾的竞争力排名还居亚洲第二。但到了2013年、2014年,台湾的排名下滑到第四。2013年,台湾经济虽然问题不少,但在全球一片经济衰退声中,台湾的经济问题仍受到论坛的重视。但到了2014年,台湾却越来越被边缘化,竞争力下降,过去颇受重视的台湾经济成长经验,也不再是各界关切的议题。

  每年论坛上,依例都有一场两岸企业家的圆桌会。2014年的议题是探讨两岸经济合作的新动力,议题的设定透露出过去一年两岸找不到合作动力的问题。在博鳌的各个分论坛、博鳌对话、早午晚餐会、博鳌夜话等活动中,台湾参与少之又少。有参会者说,“博鳌论坛里除了两岸自家人,整个论坛完全没人关心台湾,因为台湾的市场实在太小了,没人有兴趣。身为台湾人,在大陆看着机会被别人拿去,心里很不甘、很伤感。”

  对此,萧万长也很有体会,在他与李克强2014年会面时,双方都没提两岸ECFA或服贸、货贸协议等相关议题,会谈中客套的东西占了很大成分。

  习萧会:让闷经济翻转?

  今年的博鳌论坛仍然是萧万长带队,随行的除了工商企业界代表外,还有佛光山星云法师、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等人。临行前,台湾媒体期待萧万长的博鳌之行,能利用“萧习会”让正处于“闷经济”的台湾多一些“翻转”的空间和机会,努力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获得坚实的支持力量。

  这次,台湾媒体用“5分钟快闪”这个词形容在博鳌论坛登场的“习萧会”。习近平和萧万长会面时,习近平提了两岸是“命运共同体”,愿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萧万长跟习近平握手的45秒钟里,提出台湾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同时认为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发展,有利于台湾参与全球市场开拓。习近平对此的回应则是连说三个“好”。

  “5分钟快闪”虽然是因为习总时间安排紧张所致,但也反映出台湾在这些议题上犹犹豫豫、裹足不前的迹象。台湾在这个洪流下不想缺席,但在所谓“国格”和“国家利益”的自我审视中,其姿态和主动性显然很差。台湾“财政部长”张盛和在“立法院”就加不加入亚投行表态称,“大陆财政部长在APEC闭门会议时曾经提出这个问题,但并非正式议案,所以目前台湾并未受邀,不过若是受邀,台湾愿意加入,亚投行将是台湾资金很好的去处。” “行政院长”毛治国表示,如果台湾收到邀请参加亚投行,到时候再评估。甚至有“外交部”官员表示,由于亚投行目前相关章程、规划都不确定,在这种由中国大陆主导的国际组织,中国台湾要以什么样的名义加入就是一个大问题,目前不需要急着“栽”进去。

  所以,就不难理解外交部长王毅在被问到于台湾以何种名称加入亚投行时,他干脆地说,按国际上的惯例来办,言外之意并不会给予什么方便。其实,大陆或许愿意等,但世界各国可能等不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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