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贸区:全面深化经济改革的试验场

2014年9月19日,李克强在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陪同下,考察上海自贸区外高桥物流中心。(资料图)

      大公网评论员 许辉

      自由贸易试验区(FTZ)作为一国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不同于国际上传统的多个国家参与的自由贸易区(FTA)。2014年12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和天津三地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三地自贸区总体方案,目前,三地自贸区已进入挂牌倒计时。加上2013年9月在上海挂牌成立的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贸区,当前中国形成由南到北四个自贸区的布局。

      上海自贸区被视为中国下一轮经济改革大潮的发射台,而即将正式挂牌的三大自贸区也有着明确的定位和特色:广东自贸区将立足粤港澳深度合作,天津自贸区将试验离岸金融和融资租赁等、并辐射京津冀和对接中韩自贸协定,福建自贸区则主要针对对台贸易和东盟贸易。

      自贸区对各地的诱惑不言而喻,自上海自贸区挂牌以来,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全国近30个省市都表态要申报自贸区。对中央政府来说,自贸区战略的实质是改革试验,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而地方政府的蜂拥而动,看重的是分享政策红利,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公司企业关心是否能够获得政策实惠,在诸如资本账户管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等领域有否突破。而对普通大众来说,关注的是能不能在自贸区买到便宜的进口车、买房子能否升值等具体利益。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的“试验”二字,试验有成也有败。全国人大对在自贸区内相关法律的暂停实施以三年为限,对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仍将恢复施行有关法律。

      自贸区从“独唱”走向“合唱”无疑再次吹响经济开放的号角。对上海自贸区而言,一年半多的实践,积累了很多值得复制推广的经验,但同时也有不少需要突破和改进的难点和问题。对即将挂牌的三地自贸区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几乎都是在开放的形势下“倒逼”出来的。因此,对外开放不是自贸区的最终目的,全面深化和推动改革才是自贸区的生命所在。

      自贸区:缘起和实质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而其诞生却一波三折,曾一度难产。早在上世纪末,上海市就曾有过发展自贸区的意向和规划,但因为种种原因和阻力,直到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之后,自贸区才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并最终成功启动,这显示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推动经济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从国家的战略层面来看,自贸区战略是中国新领导人的一项“顶层设计”,其实质是改革。中央对自贸区的作用表述为“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贯彻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从中不难发现,高层推进建设自贸区的目的是希望自贸区成为对现行贸易、投资、金融和行政制度等进行深度改革的试验场。这从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已有近30项改革措施在全国或者部分地区复制推广亦可看出。

      而在地方政府看来,20多年来,各类以优惠政策、特殊政策为导向的特殊监管区遍地开花,已经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特殊监管区效果越来越差,互相抢投资,到头来变得什么效益都没有。而自贸区所带来的“政策红利”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在各项比拼的大背景下,各地蜂拥而入。很多地方政府其实并没有认清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抱着不能落伍、“有枣没枣打三杆子”的心态,本质上与中央的战略并不在一个频道上。

      此外,自贸区释放出来的各项改革信号让各类企业和公司找到了政策利好,它们希望自贸区成为放松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桥头堡。而一般老百姓可能并不一定真正理解自贸区为何物,他们看到的是自贸区给他们生活带来的方便: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买到进口商品,买到以前无法购得的某些设备等等。当前,有报道称天津和扩容后的上海自贸区周边房价已经开始上涨,这也是普罗大众所关心和期待的。

      自贸区:试验什么

      自贸区试验中,被提及最多的是通过制度创新促开放,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在国务院通过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上海自贸区试验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的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以及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具体说来,上海自贸区会试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逐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措施。在贸易领域,将实现“国境线放开”、“国内市场分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监管服务新模式。因此,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简简单单的贸易自由化,而是以建立开放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尝试,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改革开放2.0版本。

      在开启多项改革措施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对自贸区的一些投资项目列了“负面清单”,规定了自贸区内外资企业“不能做什么”。在金融上,外资企业将限制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证券公司等。房地产上,将限制投资土地成片开发、限制投资高档宾馆和高档写字楼、禁止投资别墅的建设经营。文化上,禁止投资新闻机构、禁止投资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出版业务、禁止投资广电节目制作经营公司和电影制作公司、禁止投资网吧、禁止投资博彩业和色情业等等。2014年,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由原先的190条缩短至139条。负面清单越来越短,不列入负面清单的,完全由市场主体决定,负面清单以内的是高度透明的管理模式。目前,上海自贸区2015年版负面清单正在制定中,将会比之前的版本更短、更透明。而对政府来说,应站在企业立场协调自贸区负面清单,为金融创新开辟更大空间。

      自贸区是撬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杠杆。对准备挂牌成立的三地自贸区而言,在深化市场改革和法治等方面,改革试验各地各有侧重但也可以深度竞争。天津的优势在于北方重要港口的地位,以及曾经繁荣的商业,目前在船舶航运等方面有些先行先试的经验。天津自贸区在探索过程中将对实体经济的市场准入方面作进一步先行先试的突破,将通过对合资比例进一步放开吸引更多优秀外资企业进入。天津还在推动飞机、邮轮、挖掘机等大宗商品的融资租赁试验。广东自贸区定位是全球综合航空枢纽,亚洲物流集散中心,将在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领域作些探索。

      和所有的改革一样,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十分重要。自贸区的顶层设计是政府的责任,但建立自贸区的关键在于市场交易过程去行政化,并且在游戏规则中体现。

      自贸区:赞美和质疑

      上海自由贸易区被誉为一场雄心勃勃的自由市场改革实验,但对自贸区的评价却呈现出两极化的语境。体制内和第三方的独立研究报告对自贸区一年半以来的改革实践评价颇高,有调查数据称各方对自贸区的创新满意度是80%。但在一些国际投行机构,特别是一些大的跨国公司眼里,自贸区的成绩却乏善可陈。有的觉得进程很慢,有的觉得似乎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

      在政府层面看来,上海自贸区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政府监管的创新、金融创新与开放等领域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同时在进出口总额和通关速度方面也有明显突破。一年半多来,自贸区已经成熟了一批可复制的经验制度并能向全国推广,比如深圳海关已经复制了上海自贸区通关经验。李克强在视察上海自贸区时认为上海自贸区未来前景很大,认为自贸区的改革充满希望,先行先试的改革可以加快步伐。

      批评人士指出,没有人能讲出自贸区究竟特别在哪里,有哪些重大业务只能在自贸区内而不能在中国其他地方完成。而实际上,目前只有自贸区允许、而中国其他地区不允许的经营和投资活动确实不多。有部分投资者对自贸区感到失望,称自贸区没有给国内外公司提供多大优惠,而且已经宣布的改革迄今都是小打小闹。银行业人士的批评称,自贸区在放松资本管制或利率自由化上的进步不大。还有企业抱怨说,自贸区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商品的流入流出上,而在资金流方面,却未看到许多实质性进展。

      此外,有论者认为,天津、福建和广东三地即将挂牌的自贸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定位偏差问题。天津以强调融资租赁为试验重点很奇怪,融资租赁与产业、物流业相关,中国各个航空航运中心(不仅仅是天津)都需要融资租赁的服务。广东自贸区在金融领域先行先试,无疑因为距离港澳特区的地理距离近,但在信息化时代,地理距离近不是个重要优势。广东自贸区的真正优势在于香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高端服务业和全球资源集散中心,广东应该从这方面入手。

      还有人认为,目前自贸区大多沿袭传统产业园区思维(从基础设施、土地等方面着手,以基建带动发展。),内容颇雷同,各自贸区也并不能真正吸引市场人士进入。有专家表示,对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出口商和第二大进口商来说,商品贸易规则的进一步放宽远不是最为紧迫的改革。

      对此,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示,上海的自由贸易区是中央的一块试验田,不是上海自留地。上海的自贸区试验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制度改革的意义,似乎可以跟80年代初深圳蛇口的改革相媲美。中央给上海三年时间试出一整套制度成果,自贸区经验推广的越快,推广的地方越多,就说明上海自贸区成功了。

      不管怎么说,自贸区试验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是有益的尝试,也是适应开放环境下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大胆尝试”、“大有未来”是中国改革的主要设计师们对自贸区的寄语,也是市场对自贸区的期待。

    

    扫一扫,关注政经周报公众号

自贸区“第三次浪潮”:承上启下之役

  大公网评论员 宋代伦

  自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后,关于这三地自贸区何时上马的舆论噪声又此起彼伏(之前有传闻3月1日三地自贸区就将正式挂牌)。众利益相关者都在翘首盼望,三地自贸区的拱门也早已立起。

  但时间似乎一拖再拖,“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官方似乎也感觉到舆论的不耐烦了,于是4月11日的新闻联播头条以《三大自贸区:开启开放型经济新阶段》为题详细报道目前的实地情况,称三地挂牌已进入倒计时,这给舆论和市场带来重大利好。

  而这也预示着第二轮自贸区上马周期的结束,自贸区扩张的“第三次浪潮”正在进入白热化阶段。

  为什么说“第三次浪潮”很重要

  当下,“一带一路”战略成为最热的话语与实践。关于自贸区与“一带一路”是什么关系,各方也都在讨论。讨论的结果颇有共识,认为无论是国与国间的自贸区还是某地的自贸园区,都是推动“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有学者就认为,以“一带一路”为纲,自贸区为目的的对外开放布局已经显现,“纲举目张”体现决策层对外开放构想的大棋局。

  从这个角度看,自贸区申报的“第三次浪潮”的重要性就不难理解了。从去年到今年的地方两会,各地自贸区的申报已经从“一哄而上”变成“按需出牌”,只有十个左右地方政府提出申报或已经上报,多位于沿边与中西部。如果最终有近一半的地方申报成功,自贸区数量不仅再翻番,从地域看,也将从沿海延伸至内陆,配合着“一带一路”完善区域布局。而且,这一轮申报后,自贸区建设也将逐渐从“特殊”走向“普遍”,从问中央要政策、抱其他地方的大腿,到各地自力更生、自觉探索促改革,达到自贸区各项改革在各地生根发芽的目的。因此,“第三次浪潮”将是从“试验”过渡到“常态”的关键时期,是承上启下之役,将直接决定未来自贸区试验的质量。

  领导人效应渐显

  事实证明,高层领导视察某地之后,该地的改革与政策落实进度会加快,所视察的企业股票和业绩均会在一定时段内上涨。这在成型的四地自贸区上已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2013年3月底,刚履新不久的李克强总理就到上海外高桥调研。之后以这里为核心的上海自贸区申报工作顺风顺水。之后习近平、张高丽、汪洋、周小川等正国、副国领导人纷至沓来。

  而第二轮中的广东、天津、福建,习近平也已分别在2012、2013和2014年视察调研。李克强两赴天津,今年年初也前去广东。虽然每次视察不一定都具体提到自贸区建设,但从行程可以看出,目前四地自贸园区所在地,习李视察期间基本都前去参观并提出要求。可见,习李的地方调研足迹,将为所到之处申报自贸区的努力加分不少。

  习李之外,副国级的领导人和相关部委一把手的调研也是重要信号。除了前面提到的汪洋、周小川,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曾调研福建与广东外,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曾调研上海。3月下旬,证监会主席肖钢、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分赴福建、广东调研,为自贸区挂牌打前站。

  2013年两会后,在第三轮申报地点中,习近平已先后视察湖北武汉、辽宁大连、河南郑州、陕西西安,李克强视察了广西钦州、甘肃兰州、陕西西安、重庆、吉林长春。按照上述思路,这些地方在未来自贸区申报中会有利好。

  第三次浪潮,谁在潮头

  当然,领导人视察的效应只是一方面,除此之外还要看各地的区位优势、经济改革基础、政策支持,甚至地方领导干部变动等因素。

  从目前的申报情况看,各地对于本地自贸区的重点都比较明确,突出各地优势与差异化。例如广西北部湾自贸区对接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青岛和大连则竞争中日韩自贸区落脚点,陕西西安紧紧依托丝路经济带新起点,吉林则化劣势为机遇,力促中朝俄三边开放合作,在自贸区申报上也搞的风生水起。

  目前,在这一波自贸区申报浪潮中,舆论普遍看好重庆、武汉与西安三地。综合来看,除三地均有前述的领导人视察因素外,首先,均为各区域板块的中心城市,战略地位与政策集聚效应明显,例如武汉的长江“中三角”规划;其次,三地均有较为成熟的园区操作实践经验,武汉拥有东湖高新区,西安与重庆均有国家级新区;再次,这三地的申报进度均排在前列,在第二轮自贸区争夺中就已开始作经验复制准备。公开消息称,重庆自贸区方案3月已经上报,武汉自贸区方案2月已提交,现在仍在为冲刺作最后区域范围调整。陕西西安自贸区将以西安国际港务区为核心范围申报,也已由国务院批转给商务部办理。除这三大热门外,广西北部湾与青岛也已上报方案。

  其他欲申报的还有安徽合肥、河南郑州、吉林长春与珲春、江苏苏州、湖南长沙、四川成都等等。但在自贸区的空间布局上,有些地区在申报中已经落了下风。例如江苏苏州与湖南长沙,分别离区域中心城市上海与武汉距离太近,申报成功可能性较小。反而是有些地区虽然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但因为占据着“一带一路”的战略要冲,反而出头几率比某些经济较发达省份高。例如李克强刚刚视察的吉林,以及前述已上报的广西北部湾。前者的申报决定中国新的沿边沿海省份的成型,后者则是中国唯一的沿海沿边沿江地区,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这里要重点提到成都。自贸区“第三次浪潮”的最大竞争很可能就在重庆与成都展开。有关谁是西南第一城的口水战,在重庆“出走”四川之后从来没有停过。因为政治地位的飙升,重庆开始在经济总量与政策支持上超越成都,并且获得了“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战略支点的地位。成都在这一过程中似乎被边缘化了,重庆在第三轮自贸区申报中占据着上风。

  不过,成都方面并不认为自己落得多少下风。2014年10月,成都天府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此后,成都的自贸区申报也提上了日程。今年三月至今,成都媒体频繁造势,以表雄心。两会期间,成都市市长唐良智就提出,支持在四川天府新区设立中国(成都)内陆自贸区。成都的代表委员们也表示,打造西部新的增长极,融入“一带一路”,成都最具实力、最有条件、最有发展空间,并举出领事馆数量、世界500强企业投资、国际航线、两处综合保税区等具体优势。

  此外,年初才从武汉平调至成都出任市长的唐良智,在构想以成都主导的区域合作发展棋局上,已经颇为成熟。全国两会四川代表团会议上,唐良智向李克强总理提出了“菱形钻石经济圈”的构想,将成都、重庆、西安、昆明四地串联,全面对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在这一构想之下,成都在探路内陆自贸区建设上可谓有了地方顶层设计。

  但自贸区申报“第三次浪潮”过后到底是花落重庆,还是花落成都,还是携手入围,要看两地主官的改革魄力和中央的通盘考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两者不会同时缺席。


扫一扫,关注政经周报公众号

上海自贸区:现实困境和突破方向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周俊生

  在2013年9月挂牌建立的上海自贸区,迄今已走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上海自贸区曾经被国务院和上海市政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要求其能够对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探索出可以复制的经验。建立伊始,上海自贸区也经历了一段热闹,它的版图也从原有的22多平方公里扩展到了目前的120多平方公里,陆家嘴、外高桥、金桥、张江等几个浦东开发早期建立的开发区和在其后陆续开发的洋山保税港区和浦东机场保税区都已囊括其中。但是,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上海自贸区离它的预期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光环正在淡化,人们对它的期望也在降低。

  按照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和市长杨雄在多个场合的讲话,建立上海自贸区的目的,并不是希望它能够为上海的GDP发展增加多少贡献,而是希望通过自贸区来为政府管理市场提供新的、可以复制的模式,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对外推广。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对区内企业实施的是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设立和运作的效率。在上海自贸区开设之前,国务院曾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自贸区暂停执行《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这显现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外资进入上海自贸区内将完全按照中国所提供的国民待遇,不再设立专门针对外资的审批程序,并且在多个领域放宽了我国专门针对外资的进入领域。

  但问题在于,在上海自贸区暂停执行这几项法律期间,特别是在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以帮助企业减负的同时,国内其他地方也已在推进此项改革。此项由国务院持续推进的以简政放权为目标的改革,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持续地取消和下放了5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这项改革的推进,使全国各地原来被行政审批压抑的市场活力得到了释放,但在客观上也冲淡了上海自贸区能够显示的改革成效。这里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上海自贸区引以为骄傲的负面清单模式虽然已经推出第二版,但它的很多内容只是将原来为国家政策限制某些资本进入的行业照搬到了负面清单之中,拓宽的空间比较有限,因此形成了负面清单过长的问题。按照中央的部署,接下来省级政府要制订责任清单并向社会公布,它将使市场主体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空间,它们的出现,将对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形成更大的挑战。

  那么,上海自贸区能不能主动将负面清单缩短呢?正是在这方面,上海遭遇了一个现实的困境。今天的改革,已经不是30多年前改革开放起步时的状态,对现行法律的任何突破都需要按法定程序进行,而不能干了再说。这里需要提起一桩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的事实,一年半前上海自贸区建立前夕,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暂停执行的法律一共有四项,除了上述三项以外,还有一项是《文物保护法》。按照当时的设想,上海自贸区准备设立中外合资的文物拍卖行,但这与文物保护法产生了冲突。但是,这一要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却未能通过,不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的理由是什么,这其实已经给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埋下了阴影,它深刻地表明,上海自贸区要缩短负面清单以释放更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中外投资,其面临的难度是不小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自贸区获准暂停执行的三项法律都涉及外资,这体现了上海自贸区在吸引外资进入方面的期待,而取消这些法律所设置的政府审批关卡,也有利于方便外资的进入。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曾经创造了很大成绩,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外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上升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中国对外资产生的吸引力,固然有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市场空间,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提供的一系列投资、税收以及土地管理、劳动力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特别是中国以低工资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红利”,这些“超国民待遇”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外资的“投资洼地”,但其结果是造成了对内资的不公平待遇。

  时至今日,中国致力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吸收外资的优惠政策正在不断减少,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所谓的“人口红利”也已经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这方面不再对外资具备吸引力。因此,我们看到近年不断有原来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撤资退出中国,转赴东南亚甚至非洲等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去投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海自贸区仅仅依靠简化审批手续,是很难唤起外资的进入兴趣的。须知,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政府审批的简单化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它们以前之所以不避中国各级政府一道又一道审批所产生的烦难而投资中国,其目的就是为了享受中国所提供的“超国民待遇”,当这个条件丧失了以后,中国对它们来说就不再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洼地”。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是,尽管上海自贸区向全球频频伸出橄榄枝,但除了建立之初微软与内资企业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以外,此后再也未曾听闻知名的外资企业进入自贸区。当然,上海自贸区对内资企业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但是它们更多地是冲着自贸区可能产生的优惠政策而在那里挂了一个牌子,就像当年浦东开发早期时,上海的很多企业将注册地迁到了浦东,而其行政办公地还在浦西,以享受浦东的税收优惠。但是,现在的上海自贸区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上海自贸区建立初期,被划进圈内的一些“中国大妈”闻风而动,利用企业注册的便利注册了许多公司,期待以后赚上一笔卖壳的钱,不知道它们是否进入了自贸区的统计。但这是用老眼光来看待新事物了,这种在行政审批机制之下产生的利益,在上海自贸区新的运行机制之下已经没有成长空间了。

  最近20年来,自贸区成为国际上的一股发展潮流,但它们大都是设立在国与国之间,以减免关税的手段来推进贸易发展。上海自贸区是设立在国内的一个试验区,它与国际上流行的国与国之间的自贸区有本质的不同。正是这个原因,上海自贸区的首要功能是建立可复制经验而不是推动贸易,只是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之下,上海自贸区在现有条件之下能够复制的模式对区外来说可能并不是太有独创性。但是,上海自贸区的建立,还是显示了它的独特价值。今年春节前夕,上海自贸区平行进口汽车展示交易中心揭牌,引起沪上家用汽车消费者的热烈关注,交易中心挂牌当天,推出了来自5家经销商的15辆国外产样车,售价从40多万元到300多万元,其中大多数是国外的中高档车,其价格普遍在七八十万元。相比于消费者平常在国内汽车市场上见到的同品牌车,它们的售价普遍低了5—20%。

  国外进口消费品在上海自贸区卖出低价,并不是只在汽车上有所体现,在上海自贸区内出售的很多进口商品,其价格都低到令人眼馋。去年,自贸区内大卖场推出的进口海鲜品,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很少见到,而且其价格也比较亲民,引发了沪上居民蜂拥进入区内大卖场购买进口海鲜的热浪,至今未见退潮。由此可以看出,自贸区的建立,不仅因为简化了政府对企业设立和经营的各种繁琐的审批手续而激发了市场活力,更重要的是,它的制度溢利也将直接造福于广大的普通消费者。因此,自贸区在积极从事制度创新的同时,还应该因势利导,通过平行进口机制,引入更多的国外商品,使国内消费者能够通过自贸区这个窗口享受到具有价格优势的国际市场高端消费品。这也许是上海自贸区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突破方向。


扫一扫,关注政经周报公众号

艾宝俊:改革试验田的一号“种剂师”

2014年11月7日,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主任艾宝俊接受了媒体集体采访。

  大公网评论员 辛忠

  几天前,上海自贸区管委会主任艾宝俊,“突然”迎来了一位同事,同为市委常委的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而沈的职务也是上海自贸区主任。

  这是2013年9月成立以来,上海自贸区首次出现如此重大的高层人事变动。

  在深化改革的“习式棋局”上,上海是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而自贸区更是排头兵的头号“种子选手”。作为首任管委会主任的艾宝俊,无疑就是这片试验田的一号“种剂师”。

  “学者从政”起点:一次改变命运的发言

  艾宝俊出生于1960年2月,家乡辽宁省辽阳市,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纯爷们。

  青年时期的艾宝俊,学习、工作经历非常丰富。他先后在辽宁东北工学院和安徽马鞍山钢铁学院,完成了工业自动化专业的学习,以及工业统计和会计的进修。此后,他有过两次短暂的任教经历,期间完成了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学习。1990年至1991年,艾宝俊被派往美国,作为访问学者进修了工业会计和税收课程。

  多年的专业学习,让艾宝俊在企业财务管理等领域有了深厚功底。这些经历,帮助他由学转商,在宝钢留下了一番作为,而起点则源于一次改变了他命运的发言。

  15年前,当时的宝钢董事长黎明到东北参加冶金工作会议,当时,艾宝俊还是东北工学院的一个财务处长,他得到了一个发言机会,对中国钢铁企业的发展模式作出了自己的阐述。

  “这是一个人才,宝钢一定要挖过来。”当时黎明的一句话,改变了艾宝俊的命运。这个辽宁汉子南下上海,并最终成为整个上海市的政策制定参与者之一。

  在宝钢股份长达13年的任职经历是艾宝俊履历的一大亮点。短短十几年时间,艾宝俊从基层起步,一路拾级而上,历任计划财务部副部长、副总经理、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经理、宝山钢铁股份董事长等职。

  在宝钢员工看来,艾宝俊有东北人的豪爽,喝酒从不推脱,酒量也不错,同时又具备南方人的细腻和儒雅。在他的家里,最大的房间就是书房,因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尤其对管理类和人物传记倾爱有加。

  2006年,在宝钢工作多年的艾宝俊,完成了一部理论实务相结合的著作《竞争成本论》。书中,艾宝俊阐述了宝钢现代化管理中,具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成本竞争理论与实践,充分展示了作为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的独特管理之道。

  在宝钢工作13年后,2007年12月,艾宝俊被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在接受任命的那一刻,他深深感受到了肩头的重担。艾宝俊说:“我为自己能够有机会为上海,这座在中国乃至世界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工作而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由商转政,央企的出身为艾宝俊在现代制造业一线的管理提供了经验。就任上海市副市长以来,艾宝俊分管上海经济和产业发展工作,力主推动了上海市新一轮国资重组,也围绕产业升级展开大量工作。

  “他的领导气质,比较像周总理,只要振臂一呼,员工都会跟着干。”宝钢一位员工曾这样评价他。这位兼具能力与魅力的“钢铁汉子”,从2013年起,担起了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的重任。

  掌舵自贸区重点:打造一套可供复制的经验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挂牌,艾宝俊作为管委会主任主持了挂牌仪式。履新自贸区后,艾宝俊的工作安排大幅向自贸区侧重。

  艾宝俊身上的担子有多重?这从上海自贸区在习李改革大业中的分量可见一斑。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作为改革前沿的上海,在深化开放、转型升级上承担着重要的探索性任务。

  据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统计,自2014年1月22日~2015年4月1日,十一次中央深改组会议提到的地方改革案例仅有三个,而且全部出现在上海。2014年10月27日的第六次会议,专门提及上海自贸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

  开展试点——总结经验——复制推广,国家要求自贸区在三年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上海市政府看来,这一历史性的政治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一年多来,在这片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因为制度创新,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创造奇迹,从经济、文化、生活各个层面影响社会进步。在投资领域开放、服务业进一步开放、金融改革、制度环境的改革等领域,艾宝俊带领他的团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制度创新。

  当初,在被问及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何时可以复制推广时,艾宝俊表示:“国务院给我们三年时间,我理解就是在三年内,形成一套可移植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实际上,数十项改革经验,仅仅在自贸区挂牌一年后就出炉了。

  注册登记制度改革事项已在全国推广,取消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委托加工备案事项已在上海推广,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试点和外汇管理改革等部分金融制度创新内容已向上海和全国部分地区推广,海关“先入关、后报关”等改革措施已在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并将逐步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外地区复制推广……

  不过,上海自贸区改革一年半以来,艾宝俊也承受着一些负面声音:部分改革推进不力,并没有达到外界对自贸区改革试验的预期,比如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已有推进但成效尚不显著,外资、民企与国企竞争的国民待遇问题也尚未解决,等等。

  除了这些,艾宝俊还要应对下属落马的舆论风波。2014年9月中旬,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戴海波不再担任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彼时,外界纷纷猜测戴是否涉贪被查。

  9月26日,艾宝俊在上海自贸区运行一周年发布会上表示,戴海波的免职是正常人事变动。

  但是,半年后,戴海波最终没能享用到“正常人事变动”的红利。2015年3月17日,据上海市纪委网站宣布,戴海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4月1日,上海市政府免去了戴海波的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职务。

  上海自贸区2.0版:新片区、新架构、新使命

  此次“双主任”领导架构调整,艾宝俊身兼管委会党组书记和主任,而沈晓明只是主任。在分工上,媒体称,艾负责与国家部委及上海市层面协调,沈负责浦东新区区内协调。

  这一调整主要原因是上海自贸区的扩区。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深化”后,上海自贸区从原先的28.78平方公里扩至120.7平方公里,新增了陆家嘴、金桥和张江等片区。5个片区均位于浦东新区,自贸区建设的推进和浦东新区相关工作面临深度融合任务。

  上海自贸区扩区之后,将新设管委会,并下设8个局,其中包括5个片区管理局,分别是陆家嘴、世博、金桥、张江片区管理局,以及保税区管理局;3个内设机构,分别是综合协调局、政策研究局,以及对外联络局。

  表面看,“双首长制”给艾宝俊分担了部分工作,但实际上,更大的片区面积、更多的关系协调、更重的改革任务,都容不得艾宝俊有任何松懈。中央、上海乃至全国各省区市,都在盯着上海自贸区的一举一动。以艾宝俊为首的改革者们,如何唱好“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创新”两台重头戏,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巨大挑战。


扫一扫,关注政经周报公众号

布局自贸区:金融改革视角下的大棋局

  大公网评论员 刘芳

  上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以及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的方案。三地自贸区进入挂牌倒计时,将与上海自贸区进入同台竞速阶段。

  自贸区由上海“一枝独秀”,到四地的“四花齐放”,引起了各界的纷纷解读。对于自贸区的热情与关注,折射在资本市场上则是有关概念股的“风起云涌”。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曾于公开论坛表示:未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分为两个方面,即对内的利率创新和对外的人民币国际化。站在历史的节点,从整个金融创新与经济改革的视角上看,自贸区的多地布局则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金融改革大棋局上的重要“落脚点”。

  国际政经维度的自贸区背景

  人民币国际化最早于2009年提出,是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格局,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重要议题。随着2013年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上台,以及中国外交发展的整体脉络由“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针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动作频繁。

  2014年3月底、4月初,随着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与德意志联邦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签署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如此密集地签署货币领域的合作协议尚属首次。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认为,在法兰克福和伦敦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有利于人民币投资和交易的便利化,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巍分析,这两个备忘录的签署,增加了人民币的曝光率,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实际上给市场传递了积极的信号,提升了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

  与对外签署人民币清算安排相对应,对内加快布局自贸区实际上是中国金融进一步走向开放的重要制度安排以及本土金融创新实践的重要阵地,也是中国金融开放理念从发轫到落地实施的直观表现。

  就金融开放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丁志杰教授在日前接受央视采访时谈到多组数据,自2009年到201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28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度为30975亿元人民币。截至现在,全球已有222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人民币跨境收付,境外参与人民币支付清算的银行超过2000家,陆续形成新加坡、中国香港、伦敦、卢森堡等离岸人民币中心。

  目前,在国际货币家族中,人民币已经昂首挤进了贸易结算额的第二把交椅和金融结算额的第五把交椅。根据亿赞普大数据,在人民币结算方面,按关注热度进行排名的话,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排在前三位。截止2014年末,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已拓展到十个国家和地区,可投资额度达8700亿元。

  此种形势下,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内地多地自贸区即将挂牌,这是整个中国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大背景下的布局。对此,国际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谈到,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通过自贸区,进行资本项目下开放,以及未来降低商业银行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等,都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好基础,也为最终用本币进行对外投资迎来一片曙光。

  国内政经维度的自贸区战略

  具体到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地,金融创新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最早批准设立的上海自贸区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更多地承接香港之前在金融开放中“防火墙”的职能。上海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在近日的演讲中提到,上海自贸区下一步的发展重点是金融创新和改革的先行先试。陆家嘴是上海功能性金融机构和体系最集聚、也是目前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方。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人民币跨境的双向流动,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特别是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等,会在陆家嘴加快推进,率先有大的突破。金融创新是国家开放战略的一个举措,最终将面向全国开放,但制度的先行先试会在陆家嘴。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唯一的自贸区,主要服务于京津冀国家战略。就在本月8日,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大都会人寿天津分公司正式开业,意味着具有近150年历史的美国保险业巨头开始了在天津的耕耘。与此同时,天津银监局向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授予金融许可证,标志着这家注册资本40亿元的金融租赁公司正式落户天津并开展业务。大都会人寿首席执行官谭强表示,选择天津,是看好天津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天津自贸区将在金融创新方面给金融机构提供的广阔发展空间,接下来大都会人寿将积极布局离岸保险和离岸金融。

  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毗邻港澳,此前深圳前海金融试验区备受瞩目,在此次自贸区建设中也被寄予更多的期待。本月10日,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李善民在第一届中国高校自贸区研究高端论坛上表示,目前广东自贸区的几个片区都有了自己的金融创新政策,未来将依托自贸区的平台,深化粤港澳的金融合作,完善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探索开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试验。

  鉴于福建紧邻台湾的特殊地理优势,此轮福建自贸区的主要着力点则是把两岸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区金融创新相结合,推动实现因两岸服贸协议在台受阻的金融合作项目。针对台湾地区境外人民币等相对集中的特点,建立区域性的资本要素市场,拓宽台湾人民币投资和回流渠道。

  政经大棋局上的自贸区

  纵观中国经济改革,金融改革远远落后于物价改革、国企改革等。对此,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在之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相对温和的“金融压抑”政策,有利于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改革的稳步推进。反观现在,一口气三个自贸区同时获批,拨动金融这一经济改革的最关键“脉搏”,可以窥探到中国政府面临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局面下,大力推进金融改革的力度,彰显着顶层设计层面的信心和魄力。

  金融体系作为经济运行的血液,也是经济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而金融创新则会对“一带一路”的国家大战略和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环境提供前所未有的助力,撬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版图上由北到南的四大自贸区,犹如一盘政经大棋局上的重要据点,折射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走向,牵动着国际政经形势的微妙变幻。


扫一扫,关注政经周报公众号

外企眼中的上海自贸区得与失

  大公网评论员 宫玉

  打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官网,在其“互动交流”页面中,《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通报自贸试验区运行一年以来的情况》仍占据头条。

  根据通报显示,经过一年的改革实践,自贸试验区推进四大制度创新,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平稳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基本确立,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基本形成。在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上,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根据官方公告,自贸区旨在成为中国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官商环境试验田。

  无论是成立前还是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上海自贸区都承载了诸多期待。

  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中国海关与国际贸易事务优化管理年度调查显示,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以来,海关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先进区,后报关”被认为是影响范围最广、受益企业最多的措施。

  普华永道的调查显示,34%的受访企业正在参与并受益于这一便利政策;紧随其后的是“月度集中纳税”政策(25%)和“商检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19%)。

  普华永道中国国际贸易服务合伙人潘迪文表示:“回顾2014年,上海企业受益于自贸区出台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提高了通关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这一成功的制度创新,将在国务院今年新设的第二批自贸区中得到推广。届时,相关地区企业将有望看到海关和商检进一步推出各项措施,并享受更加简便的进出口流程。”

  随着自贸区由上海“一枝独秀”,到四地的“四花齐放”,关于自贸区的讨论与视角亦呈现出纷繁与多样。而在诸多探讨中,记者发现,中国欧盟商会今年年初发布的一份建议书中对自贸区的探讨更“接地气”也更“犀利”。

  在这份中国欧盟商会根据欧盟驻沪600余家企业最新的观点和关注热点发布的《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建议书2014/2015》中认为,一年来,最有价值的收获在于这一前所未有的改革试点本身以及“负面清单”的实施。

  文中称,第一年取得的成果令人鼓舞,但所采取的举措亦相对容易。尽管在航运、银行、增值电信业务、教育和职业培训、医疗和法律服务等领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开放,但对更深层次改革的期望都未能实现。服务业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对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至关重要,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另有观点认为,上海自贸区的启动是自深圳成立首个经济特区后最重要的经济改革尝试。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特区模式在全国迅速推广并改变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不过,上海自贸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特区。上海自贸区旨在成为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即自贸区在政策、立法及监管框架方面取得的成果,将作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更广泛改革的试点。

  欧盟商会指出,2014年2月,欧盟商会的会员公司就对以下陈述的认可程度接受了调研:上海自贸区的启动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是朝开放中国市场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迈出的一大步。

  文中称,尽管有45%的公司同意此陈述,但仍有38%的公司即不同意也不反对,表明对这些措施所能产生的影响相对缺乏信心和确定性。文中认为,事实上,试点阶段的实施没有时间表,这是外国商界经常提及并讨论的关注点。另外,试点项目结束后对投资如何处理存在不确定性。


扫一扫,关注政经周报公众号

陆广设自贸区 台机遇与危机并存

  大公网特约评论员 马军

  上个月,大陆官方传出确定消息:天津、福建、广东三个自贸区不日即将挂牌,大陆自贸区正式进入“群雄并起”的时代。对于这一“新常态”下大陆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陆、港以及不少国外媒体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自贸区”三字一时之间抢下不少头条。

  但是在台湾,单纯从媒体舆论的观察角度看,大陆扩大自贸区范围的消息并未得到预期之中的关注。依照笔者往常的观察,每当大陆推出任何重大经济决策时,台湾内部都会进行或大或小的一场辩论,争论大陆此举对台湾带来的威胁与机会孰轻孰重。

  长时间来,由于台湾本土意识的增长和国家认同的分裂,岛内各方对大陆经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甚至积极的说,这恰是台湾多元社会的一大体现。但这次台湾舆论反映出的些许“淡漠”,对于台湾经济来说,或许是最糟糕的情况。

  “太阳花”路线余波荡漾

  去年年底“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当天,台湾资深政治媒体人陈文茜就曾表示:这次选举是“太阳花”路线的胜利,从此以后,台湾一切与大陆,甚至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交流,都会被贴上“不公不义”的标签。

  正是在“太阳花”运动的带动之下,台湾“反权贵”“反中”“反全球化”的思潮合流,加之台湾十几年来人均收入不涨,贫富差距扩大,民众不仅把不满的矛头指向马政府和国民党,还将两岸经济交流贴上负面标签,不论是已经签署的“服贸”,尚在谈判中的“货贸”全部卡关。甚至对台湾百利而无一害的“亚投行”也遭到强烈抵制。若不是马英九的坚持,台湾连最后时刻加入亚投行的机遇都将失去。曾经凭借全球化浪潮腾飞的台湾经济,面临着“闭关锁国”思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事实上,台湾岛内思潮对“两岸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反对,不仅体现在对大陆广设自贸区的“冷漠”上,台湾岛内的自贸区(台湾称自经区)建设也在民意汹汹下步履维艰。

  大陆在2013年9月29日设立上海自贸区之后,其中金融开放的部分让台湾感到紧张。针对大陆2020年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企图,以及上海自贸区众多业务开放而产生的强大吸引力,台湾当局决定扩大金融产业的开放,借以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进入。

  作为对策,台湾当局两个月后提出了自己的自贸区建设法案,草案准备在台湾的“六海一空”十个港口进行全面开放,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智能物流、国际健康、农业增值、金融服务、教育创新等产业进行重点推动。并特别针对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政策,核定了“金融业纳入自由经济示范区之规划方案”,目的是希望透过金融法规的松绑,促进台湾金融业务的发展。并希望借由金融业经营综合效果的提升,强化金融和产业的伙伴关系,实现“以金融支援产业、以产业活络金融”的目标。

  但不幸的是,在“公平分配”的口号之下,台当局这一举措被“太阳花”的余波荡平,至今台湾自贸区的建设仍然停摆。经济开放早大陆几十年的台湾,目前至少在自贸区的建设上,已被大陆远远甩在后面。

  陆设自贸区,台危机机遇并存

  “太阳花”导致“两岸服贸协定”卡关之后,大陆对台湾的定调是“不再等待”。转而积极开展中韩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谈判与签署工作。

  大陆积极的周边经济一体化进程,尤其是与韩国签署的FTA,对与韩国产业结构十分相近的台湾来说着实是不利的消息。大陆官方出台《国务院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后,台湾媒体也总结了大陆新一轮自贸区建设对台湾的巨大冲击。

  首先,大陆广设自贸区后,外资准入的门槛降低,跨境金融松绑,大陆吸引外资能量提升一个档次。在大陆经济发展重点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全面领先台湾的情况下,大陆吸引外资能力的提升,显然会对台湾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

  其次,大陆自贸区的诸多优惠政策,对于台湾岛内产业,尤其是金融产业带来诸多利好,台商、台资银行的西进将成为新一波趋势,尤其是金融产业的开放,让台资进入大陆获得更便利的金融支持,台湾传统行业和金融业将在西进的路上相辅相成,台湾岛内产业“空洞化”会因此加剧,就业岗位受此影响严重。

  再次,虽然大陆四个自贸区中,只有福建自贸区被视作是为台商“量身打造”,但一旦台商登陆,在四个自贸区将享受同样条件,这将使目前珠三角、长三角两个台商聚集区很有可能就此连成一片,台湾岛内留住产业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

  但面对大陆自贸区的“来势汹汹”,台湾并非没有任何“招架之功”。如果台湾仍被动等待冲击,其内部商业环境显然将被大陆远远超过,但如果台湾积极举措,化被动为主动,台湾可完全享受大陆自贸区和“一路一带”政策的改革红利。

  首先,虽然目前服贸、货贸以及背后的ECFA平台受到台湾民众极大的怀疑,导致经由ECFA平台的诸多政策纷纷卡关,但降低两岸经济交流门槛,促进两岸金融、服务以及货品流动的大门并未就此关上,如果台湾早日通过自经区建设法案,并以台湾自经区的名义与福建自贸区,甚至大陆全部四个自贸区进行连接,不仅能够留住台商、还可以打通两岸货物往来的禁闭,为两岸经济交流创造出新的路径。

  其实早在2013年,台湾便有学者提出此类构想。台湾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李沃墙曾表示,台湾和大陆完全可以在避免政治争议的情况下,成立“金厦贸易区”或者“金厦自经区”。并以此作为两岸自贸区对接的试点,为以后的扩发范围做准备。


扫一扫,关注政经周报公众号

自贸区申报局势图

自贸区申报局势图(宋敖制图)


扫一扫,关注政经周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