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政经观察员 方乐迪编制 数据支持：许辉 宋代伦（数据截止到2015年6月1日）
随着中国对外交流与开放的不断深化，会展业迎来了发展春天。与此同时，地方也日益认识到会展业之于省内政经发展的重要性，各地开始兴办越来越多的展会或论坛，或者提出成为本区域或者全国性的会展之都。大公研究院结合这一趋势，特推出《内地31省区市会展权力排行榜》，侧重从政治影响力方向来观察内地诸省份的会展业发展。
一、甄选样本的标准
榜单所采集的样本为内地31省所举行的大型会展或论坛活动。时间从2013年开始，截止到2015年6月，将在此期间内地省份举办的会展或论坛活动作为研究样本，并从中进行进一步甄选。
由于本榜单侧重从政治影响力角度考量，故本榜单设计了如下要求。
1、所甄选出的会展活动，需该省省委书记、省长参加活动，如在开幕式或闭幕式阶段致辞或出席，在会展期间参观考察。
2、所甄选的会展活动，需要来自中央的现任正部级及以上官员参加。其中除常委级别以外，其他级别官员需亲自参加活动，发贺信等则不在要求之内。
按此标准甄选，内地31省区市举办的会展活动中，符合要求的共103场。由于各省入围的会展活动数目不一，故评分对于单一会展进行评价，并将单个省份会展得分加总得出一省的成绩。
二、榜单的赋分标准
榜单从政治影响、品牌可持续性以及知名度三个角度进行评估。对于套开的会展或论坛，该榜单以得分最高的一个纳入评价榜单，不做累计加分处理。
1、政治影响力
政治影响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参加活动中央官员级别，依照不同级别和不同参与方式赋分。总书记和总理级别直接参与会展活动为15分，通过贺信等间接方式为11分;其他政治局常委直接参与活动为13分，间接参加活动为9分;政治局委员参加活动为10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国务委员等其他副国级官员为7分;正部级官员则为4分
为了衡量会展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特对于展会是否有外国政要参加进行赋分，有为5分，没有为0分。外国政要的标准为，是否该国的现任国家元首(含副职)、政府总理、副总理、议长以及副议长等。
2、品牌可持续性
该项赋分主要考量的是一省会展的品牌性和可持续性，衡量一省是否具有品牌性且持续时间较长的会展项目。
该部分赋分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1)省份会展的可持续得分，该部分主要是对会展等相关活动持续的届数继续赋分。举办次数超过10届(含10届)的为十分;举办次数为五届到八届的为8分，低于五届的则为5分。
(2)是否为国家会展。本部分赋分按照商务部公布的相关会展名录进行评分，被升格为国家级的展会为5分，非国家级的展会为0分。
(3)特别赋分。本项赋分主要针对具有特别意义会展、论坛等进行特别赋分。上海的亚信峰会、浙江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北京APEC峰会获得特别赋分，为10分。
按此标准，故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省份总得分较高，但品牌可持续等分较低，这意味着该省虽然举办了很多重要活动，但该省缺乏精心打造的品牌性会展。
3、范围影响
范围影响主要依照该会议的级别进行赋分，全球性、国际级为15分，地区级为12分。国内(含港澳台)级8分，国内区域级为5分。
大公网政经观察员 方乐迪
在这份以政治影响力为主要考虑因素的榜单中，京、川、闽、沪、粤位列前五位。西部省份中，贵州的表现则较为出色(153)。凭借“一带一路”概念，陕西与福建都取得了不错的分数。大公研究院通过相关会展活动的梳理发现，边疆省份借助自身的地理优势，进行会展升级并在周边外交中扮演着积极的作用。
1.川、闽为何走高？
此五省份的得分分别是252、209、199、187、186。在前五名中，京沪粤位居前列并不意外，而四川和福建何以在这一榜单中超越沪粤呢?
福建和四川两省入围的会议相较沪粤两省多，分别为8个和7个。
福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涉及了多个与台湾有关的会展及论坛。而此类涉台活动，参与活动的官员级别也较高，故而整体赋分水平也较高，比如海峡论坛就是由俞正声出席。当然，过去一段时间，作为“一带一路”的关键省份，福建也举办了涉及“一带一路”的会展，如亚洲合作对话、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等，这也提高了整体分数水平。虽然各省也都有设计“一带一路”的活动，但参加福建活动的官员级别较高，这也提高了福建的分数。
四川分数提高则与其举办活动的“范围影响”得分(98)较高有关系。在这方面的得分，四川的分数仅次于北京(115)和上海(105)。自2013年开始，四川相继举行了《财富》全球论坛等国际化的活动，这提高了四川的“范围影响”得分的分数。与此同时，四川也有属于自己的品牌活动，诸如西部博览会、科博会超过十届，酒博会也超过七届，而西部博览会与酒博会也相继升格为国家级。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八项规定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地方也在适度收缩会展的规模并节省不必要的开支，这集中体现在取消开闭幕式等环节。如上海书展开幕式就被取消。而这也影响一些省份的分数。
2.从X洽会到X博览会的升级看各省的国际关系
梳理内地31省会展活动发现，随着内地对外交流和开放的活动，一些边疆省份的X洽会均在2010年前后由省级升格为国家级，并变成中国——X博览会等模式，并由此完成了从地方性展会向国际区域性展会迈进。
在中国日益重视周边外交的今天，这些省份的会展活动也承担着一定的外交功能。故而，此类会展在政治上也受到了格外的重视，政治局委员乃至政治局常委会出席其开幕式。
通过上表格看，内地边疆省份的会展省级大多在2012年前后完成，且形成较为清晰区域定位。一边疆省份对于这一片区域的周边外交，比如吉林对应的俄蒙日韩等国，云南对应南亚国家，广西则成为对东盟关系的桥头堡等等，而黑龙江的主要资源则在中俄关系。
会展的密集升级则意味着中央层面日益认识到，会展对于周边外交以及繁荣经贸的重要作用。
由此表格进一步延伸看，我们就能明确的看出内地各省的“国际关系”，即如何利用各省对外交流区位优势拓展经贸及政治影响力。
边疆省份在对外关系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上表格看，边疆省份都对应着某一周边区域，由此成为该省份在经贸政治上的优势资源和固本强根的基本盘。
上述表格只是反映了目前各省“国际关系”的静态发展，实际上边疆诸省份已经开始发力盘活自己的“国际关系”资源。例如，今年内蒙古自治区就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立筹备中蒙博览会。内蒙古现有蒙俄经贸合作洽谈会，不过相比其他边疆省份的资源盘活，还有待加强。与内蒙古类似，西藏与尼泊尔的关系维护较好，不过双边会展活动还有待进一步升级。因为渝新欧铁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内陆省份重庆将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欧洲，如举办亚欧互联互通产业对话会。
一些沿海发达省份则把对外关系聚焦于欧洲国家，比如浙江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发展论坛与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两者套开)。
3.会展中的“一带一路”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决策推进，内地诸省也争取政策落地和强化自身的定位。这种地方政治动向也直接体现在了地方的会展布局中。
去年年末，坊间一度传言甘肃“兰洽会”将升级为“丝绸之路博览会”。不过，轮到今年的地方会展布局看，“丝绸之路博览会”则被陕西抢走，变成了“西洽会暨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
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了“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的主办权上。该电影节意图成为继上海电影节与北京电影节之后，第三个中国举办的国际性知名电影节。据笔者早前的了解，“海丝路”起点福建省与“丝绸之路”起点西安，都有意举办“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后来，双方以轮流举办化解问题。
陕西和福建在布置丝绸之路会展上没少下功夫。陕西方面除了丝博会外，两年一届的欧亚经济论坛也将主打丝路议题。福建方面则在今年召开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国新办主办)。该研讨会邀请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奇葆做主旨演讲。除此以外，今年轮到福建省主办的亚洲合作对话也是与丝路有关—— 亚洲合作对话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论坛。
另一重要省份新疆也举行了相关活动，召开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该活动同样也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办，时任国新办主任蔡名照出席活动。
朱振鑫 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员
张德礼 中央财经大学
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0%，创下了2009年二季度以来的新低。如果从克强指数看，中国经济依然面临巨大下行压力。但同时一季度全国就业市场上的求人倍率达到了1.12，为历史第二高值，该季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8.1%，就业市场反而在改善。
根据这些经济指标来分析中国经济形势，中国经济是病入膏肓还是依然处于合理区间?如何解释这些经济数据之间的背离?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处于增速换挡和结构转型期，很多传统的经济指标和分析规律已经失灵，不能很好地用于分析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就好比医院的温度计使用了多年已经失灵，医生却总是拿着它测试体温，自然在测试同一患者时出现时而高烧又时而痊愈的分析结果。
要想分析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形势，就应该首先转变观察经济的方式。不论对政府决策者还是资本市场而言，都应该客观认识传统经济指标和分析规律的失灵，保持“平常心”，适应“新常态”。
1.GDP差不一定代表就业差
新常态：GDP不能完全反映就业情况，保就业不一定需要保增长。
政府关注GDP，说到底是关注就业。过去就业确实对GDP存在较强的依赖性，新增1000万就业大概需要GDP增长10个百分点。但近几年来，就业对GDP的弹性明显增大。2014年GDP增长率7.4%，但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22万，超额完成当年1000万人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
从微观数据看，自从2010年以来，GDP增速也的确与就业市场上的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产生明显背离，表现为GDP增速不断下滑，而就业形势却在不断改善。保GDP对于保就业的意义早已不那么重要了。
为什么GDP增速与就业会脱钩?首先，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在提升。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加，由于基数效应，相同的增长率带来更多的GDP增量，从而带动更多人就业。其次，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端来看，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2012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强。最后，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端来看，2011年以来，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已经开始下降，随着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体现，未来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还将继续减少。大学生的人数虽然还在增加，但增速早已大幅放缓。高中生毕业人数从2008年之后已经开始下降，相应的，未来几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也将进入下降通道。过去我们总担心GDP增速下滑影响就业，现在看来，未来中国真正需要担心的可能是“用工荒”。
2.工业增加值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
新常态：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工业增加值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
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是最受青睐的GDP预测指标。过去，工业在中国GDP中的比重最大，基本维持在40%以上，而统计局每月公布的工业增加值涵盖了占比超过80%的规模以上(年销售收入5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基本可以反映GDP的走势。从历史上看，工业增速的确与GDP走势高度吻合，相关系数基本维持在0.9以上。
但近几年来，工业增加值指标预测GDP的能力备受质疑。2014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从9.7%放缓到8.3%，而GDP增速却仅从7.7%下降至7.4%。2015年一季度，工业增速从去年同期的8.7%大幅下滑至6.4%，很多人质疑这样的工业增速根本不足以支撑7.0%的GDP增速。
到底是数据造假还是市场多虑?我们更倾向于后者。GDP增速与工业增速的相关性近年来明显下降。原因一是中国正在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型，工业占比正在加速下降，2014年工业占比已降至35.82%的历史新低。2012年第三产业GDP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2014年7.4%的增速中，第三产业贡献了3.6个百分点，而工业仅贡献了2.6个百分点，贡献率分别为48.9%和35.4%，这和2000年的36.3%和46.2%完全颠倒。拿着次要部分预测整体当然有失偏颇。二是规模以上企业的比例趋于下降，尽管目前全部企业的工业增速仍低于规模以上企业，但随着规模以上企业去产能压力加大，该差距正在大幅缩小，未来中小企业的占比可能逐步提升，这也将导致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的预测作用减弱。
3.工业用电量等经济“晴雨表”代表性下降
新常态：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变化导致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中长期贷款对经济的代表性明显下降。
过去，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其变动与GDP增速高度相关。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指标对经济的代表性出现开始下降：
首先，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变化导致工业用电量的代表性下降。过去的关系链条是用电量—工业增加值—GDP，但近年来这两个环节的相关性都在下降。一方面，由于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工业用电量/工业增加值比率从2004年的22.07%降至2014年的17.51%，工业用电量反映工业活跃度的能力在下降。另一方面，经济下行期随着传统高耗能工业的快速下滑和低耗能新兴制造业及服务业的扩张，用电量中工业用电的占比在不断下降，而生活用电的比率不断上升。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2015年一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降低5.6%。
其次，铁路货运量在总货运量中的占比不断下降。过去，由于重化工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占比较高，东部地区重工业发达但资源相对匮乏、西部资源丰富但工业落后，工业生产的扩张带动东西部之间铁路运输活跃度上升，因此铁路货运量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之一。但近年来，随着高速公路路网的延伸和航空货运的兴起，铁路货运量占总货运量的比例从2004年的12.8%下滑至2014年的8.7%，铁路货运量的变动已难以客观反映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总货运量的变动。
最后，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导致中长期贷款的代表性下降。过去中长期贷款能较好地反映实体的融资需求，因为社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但近年来，随着IPO加速、新三板的繁荣和债券市场的日益规范化，直接融资的比例会进一步提升，贷款占比下降是长期趋势。这不仅会改变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会改变中长期贷款和经济走势的关系。
衡量中国经济的传统指标和分析规律已经失灵，对于各省市自治区而言也是如此。2015年一季度，重庆市以10.7%的GDP增速领涨全国，而位于增速排行榜最后一名的辽宁省GDP增速只有1.9%，其它经济指标如工业增加值、就业率等各省市自治区也参差不齐。在对比分析不同省市的经济形势时，也需客观认识这些指标的有效性已不如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