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边缘突围 区域重塑

7月25日,由大公报、大公网主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摄影:王田田)

  大公网7月26日讯(记者 李晓蓉)7月25日,由大公报、大公网主办,大公香港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大公·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在大公网北京运营总部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安邦集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官员、企业、媒体等各界人士近50人参会。研讨会由大公香港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许辉主持,大公网执行总编辑、大公香港发展研究院秘书长陈国栋代表主办方致辞。

  陈国栋在致辞时表示,大公网早在2013年初的选题《省委书记的新使命》中即提出,北京是中国最早遭遇城市病的大城市,市委书记郭金龙面临的最重要施政挑战之一,即为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当年下半年,习近平即视察北京,京津冀协同发展破局。今天,大公网诚邀各位专家学者研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具体操作,意义非凡,是大公报、大公网作为媒体平台应该承担的职责。

  会上,专家学者就京津冀三地未来的角色、产业融合、城市规划以及通州作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机遇和挑战等相关话题展开研讨。中国社科院城乡建设经济系主任陈淮回顾了京津冀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其重要性和被关注度与当年比已经大大增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孔泾源认为京津冀只有经济上融合了、文化上融合了、体制上融合了,才能真正形成“边缘突围、区域融合”。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建成世界第一等的城市群,北京应该作为世界大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建议,为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的香河、三河和大厂以及固安和涿州的一部分应划入北京。此外,他认为可以在京津冀一些地方设立行政改革特区,实行更加灵活的治理模式。在谈及京津冀三地角色扮演话题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指出,北京周边地区的贫困并不是由于北京带来了“灯下黑”,相反恰恰是因为北京照得还不够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殷会良认为京津冀交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矛盾极为突出,地下水超采和大气污染问题非常严重,这决定了在该地区不宜再进行大规模的人口和产业集聚。

  安邦集团高级研究员唐黎明就北京行政副中心通州的发展做了专题发言,她以苏州为例,希望未来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朝着更宜居、更人性化和多功能的方向发展。大公香港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宋代伦系统考察了京津冀交界地区9个区县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园区建设情况,其发言配以大量图表,从分析数据看,三地的产城融合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香港媒体,大公报、大公网长期关注国家发展,扮演香港特首梁振英所言的“超级联系人角色”,举办“大公·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便是大公对国家大战略的响应,今后将不定期举办更多类似活动,为国家发展积极出谋划策。

  大公香港发展研究院是大公旗下的智库,立足香港、辐射内地。作为承办机构,秉承“用国家视野为香港建言,以香港视角为国家献策”宗旨,积极推动香港和内地的各项研究,为政府、社会与企业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郑新业:存在“环北京贫困带”不是北京的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

  在过去的20年里面,凡是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败下阵来。这是我们国家的优势,但也使我国外汇储备升高,各方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理解“新七点”,不能忽略“五化”产业的提法,忽略这个提法意味着中国新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会被忽略掉,意味着北京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这个维度被忽略掉,其危害甚至比交通拥堵问题更严重。

  很多人说北京是“灯下黑”,这点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没有首都在,房山、昌平、延庆将全是国家贫困县。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开放体制下,华北平原并不是优先发展的地方,所以不是旁边的“灯下黑”、贫困县多,而是北京的灯不够亮。

  京津冀这么重大的事情,研究还是不够,至少在经济层面来讲研究是非常薄弱的,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基本理论不清楚,基本数据太少,所以从经济学角度讲,还需要反思一下。

  北京已经代表全国参与全球竞争了

  如何评价现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总的重要战略,那么这个重要战略要解决什么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现在很多人也说,开放可能不一定是基本国策,尤其是对欧美的开放。其原因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主要的成功其实是对欧美的开放,对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核心的现代国际金融体系和以欧美市场为主要趋向的开放。这个开放的基本特征其实反映出了我国的基本战略,那就是和发达国家合作,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在这个体系中,收益并不高,但给欧美打工,好处就是没有什么风险,这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的成功。

  在过去的20年里面,凡是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败下阵来。这是我们国家的优势,但也使我国外汇储备升高,各方面的压力也随之而来。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国内问题是,几十年来,沿海地区基本上都是主要的国际经济活动参与地区。经济实力靠前的几个省份占国际贸易,或者FDI(国际直接投资)的比重都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七十,而像河北、河南、山西这些地方,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太大的改善。所以要反思第一个问题便是,现行的国际开放战略能不能惠及内陆地区,这是个大问题。在这个问题的大背景下再讨论京津冀这个话题。

  从习总的角度讲,前三代领导人已经把这一块业务做完了,所以他就需要解决内陆省份的发展问题。在传统的开放已经不行的情况下就需要再去重读“新七点”,在我看来,很多人都误读了“新七点”。“新七点”中专门提到的“五化”产业,忽略这个提法意味着中国新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会被忽略掉,意味着北京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这个维度被忽略掉,其危害甚至比交通拥堵问题更严重。那么在“新七点”底下合理的发展是什么,第一要绿色发展,第二要穷人发展。北京已经代表全国参与全球竞争了,而北上广三地应该说是当前全球竞争中最困难的省级单位,因为他们过去是同发展中国家竞争,现在直接代表中国和全球最好的国家竞争,对手是日本、德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像北京的医疗、教育、体育、传媒这四个产业,其实是代表着中国在同全球竞争。

  所以河北和北京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这就是要绿色发展。但同时北京还面临着新产业的发展任务,河北还需要面对穷人的发展。

  面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改革,光在省级层面做事情是不行的,财税体系才是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例如动物园批发市场,只要稍稍提税,它都会面临较大的危机,整个过程是不需要行政手段的。有时候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更好用的工具我们不用,反而坚持用喜欢用的工具。

  说北京“灯下黑”是不对的

  污染的问题,北京的责任更重,当然也有人说要区别责任,这个意识并没有错,但若是从责任的角度讲,供给方是河北,需求方则是北京。另外很多人说北京是“灯下黑”,这点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没有首都在,房山、昌平、延庆将全是国家贫困县。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开放体制下,华北平原并不是优先发展的地方,所以不是旁边的“灯下黑”、贫困县多,而是北京的灯不够亮,只照了房山等地。

  希望会有更多的人关心北京的产业发展,特别是新产业的特点以及相对应的产业政策,因为现有的财税体系是不足以支撑它的发展的,研究的也不够多。

  今天我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大战略下的京津冀,只有理解了它的大目标,才能更好的理解政策、评判政策、预言政策。因此重视“新七点”中间的“五化”是代表着关注北京、关注中国的全球竞争。其次,北京的四个主要核心产业,彼此的产业特征、全球竞争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而这和现行的财税体系也不一定融合。总结而言,一、“灯下黑”不是北京的责任。二、过于驱逐外地人将不利于北京市新产业的发展。三、财税体系是当下最有效的工具。


汪玉凯:河北部分县市应归入北京行政区划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

  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之后,北京市原来定的很多规划战略可能会做很大的调整,因此要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考虑行政区划调整。通州作为北京副中心,河北的香河、三河和大厂,我认为这一市两县应该划归到北京的行政区划,这样就可以为北京副中心的发展留出相当的空间,也可以考虑把固安和涿州划给北京。香河、三河和大厂,再加上固安和涿州,在明清两代基本上都是归北京管的。

  可以在京津冀一些地方设立行政改革特区,成功以后在全国推广。就是从行政改革的角度做大文章,现在很多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受制于体制、受制于行政体制改革,因此可以大胆的搞行政改革特区。

  我给中央的建议是省以下完全可以搞党政融合体制,完全没必要有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所谓党政融合,就是在地市、县这两级,书记不能担任人大主任,但是书记市长可以由一个人来担任,而不要两个人,两个人只会产生矛盾。

  2000多万人口的首都北京,周边有500多万贫困人口、几十个贫困县,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主要不是市场的力量,行政力量的因素是很大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从行政角度讲三个观点:第一,行政博弈不可避免,但是要防止恶性的博弈;第二,要通过两市的行政博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第三,要用行政改革的视角来为京津冀一体化提供体制保障。

  京津冀行政博弈由恶性走向良性

  京津冀一体化实际上并不是“十八大”以后提出来的,在过去至少有十几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基本都是纸上谈兵,基本原因是三地行政存在恶性博弈。像习总书记讲的,就是一亩三分地,都想占便宜,谁也不愿意让步,所以一体化不可能有进展。那么,十八大以后,之所以这个战略提到日程上来,主要的力量还是来自行政。如果没有主要的行政力量介入到京津冀一体化大战略,现在的博弈可能还是恶性的博弈。

  主要的力量介入,主导一体化的大战略制定,由此我认为京津冀一体化,正在由过去的恶性博弈,逐步走向良性博弈的轨道。而这个道路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即将出台的一体化战略,这是一个大工程,不仅是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问题,也不仅是解决三地的雾霾问题,它是围绕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大的增长引擎,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中重要的一部分。第二个标志是,通过这一年多紧张的工作,京津冀已经找个三个突破口:交通一体化,产业促进布局,生态环境的突破。我认为以上是由过去的恶性博弈止步不前到行政力量介入以后,使一体化的战略直接落地的两个主要标志。

  行政良性博弈是三地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地的博弈永远不可避免,但要防止恶性博弈,各自为政。这里面有三个观察,第一要从大局出发,然后再看小局,因此要有国家战略来规范各方的行事行为,不管是北京,天津、河北,都要符合这个大战略。国家出台的大战略是规范三地行政权力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战略的达成也是通过对三地行政行为的规范,在一体化战略实施中良性博弈的过程。

  第二个,京津冀在这么长时间发展以后,各地都有许多这个中心那个中心的提法,但其实就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北京,其他都不叫中心。这个战略对我们非常重要,这个战略指向非常清晰以后,然后以北京的四个中心为龙头,不断地打造天津、河北的强势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讲,以北京为中心的大战略,为下一步三地行政的良性博弈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当然即使有了这个基础,可能还会在很多具体环节上产生很多相互扯皮的恶性行为。

  另外,要承认京津冀一体化过程的复杂性,这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河北经济发展水平和北京、天津的差距很大。所以京津冀一体化不可能在关键点上马上就抹平,它是需要过程的。三方政府只有正确地理解了京津冀一体化本身,才能在这个过程中把控好这个点。在大战略下,如何推动三地社会经济良性发展也是行政良性博弈的前提,而行政良性博弈又是未来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保障。

  加大行政变革力度可在京津冀设行政改革特区

  从现在推出的战略保障来看,有几个问题还是需要再思考的,第一是中央的力量要长期介入,像京津冀一体化领导小组要长期在这个过程中介入。第二是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之后,北京市原来定的很多规划战略可能会做很大的调整,因此要从京津冀一体化三地来考虑行政区划调整。通州作为北京副中心,它再往北就是河北的香河、三河和大厂,我认为这一市两县应该划归到北京的行政区划,这样就可以为北京副中心的发展留出相当的空间,否则它就没有发展空间,也可以考虑把固安和涿州划给北京。香河、三河和大厂,再加上固安和涿州,在明清两代基本上都是归北京管的。

  除此之外,还可以把东城区、西城区合并归中央直接来管,成为中央直接行政区,这两个地方是100平方公里,而三河、香河、大厂、固安、涿州接近2000平方公里。如果把东城、西城合并,建成主要特别行政区,它是100平方公里,这两个地方将近有200多万人。北京搬了以后这基本上就是中央所在地。

  最后一个观点,可以在京津冀一些地方设立行政改革特区,就是从行政改革的角度做大文章,现在很多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受制于体制、受制于行政体制改革,因此可以大胆的搞行政改革特区。

  我给中央的建议是省以下完全可以搞党政融合体制,完全没必要有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所谓党政融合,就是在地市、县这两级,书记不能担任人大主任,但是书记市长可以由一个人来担任,而不要两个人,两个人只会产生矛盾。第二,让他们组合,谁要提副省名单,谁提一把手的名单,谁提名,谁就要承担连带责任。提出以后,提交组织部和人大任命。第三,县长、市长需要党政机构融合,我们搞党政融合机制,应该制定架构,包括省都可以这样搞。这样,官员的选拔完全改变体制,有两条线协助一把手,人大主任领导人大,协助县长、市长;纪检由书记垂直管理,两条线协助一把手,这样我们的协助体制根本改变了。所以,我们要通过体制创新解决我们的大难题,可以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实行行政改革特区,成功以后在全国推广。

孔泾源:产业优势互补与京津冀融合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孔泾源

  围绕着北京、天津,河北省有一大批贫困县。这么大的经济落差,就是因为我们在行政区划、乃至用地制度上管制过死过严。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要由高层主导、地方跟进型过渡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型。否则,动力不足、根基不牢。目前还在高层规划阶段,但哪些是由市场主体和当地需求所发生的,哪些是从战略层面、全局视野来考虑的,要分清楚,以定其责、各尽其能。

  欧盟各国就是通过共同体的方式进行整合、融合,甚至形成统一的市场与货币,国界也相对淡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也是要打破对三地融合发展的各种限制,改变那些不符合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真正实现三地经济、文化、社会一体化以及体制上的融合。

  考虑京津冀的问题,要放在世界范围内的的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三大趋势中,以及国内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即“四化同步”中来考虑。如果离开这个大背景、大环境,简单地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会局限于一隅而不见全局。

  虽然主办方的主题是“边缘突围、区域融合”,但因为我长期做宏观政策和体制改革研究,因此想问题的角度还是从宏观角度切入。今天说到“京津冀”,这是按行政区划而言,如果从地域范围而言,也可以说京津两地都在河北省的范围之内。

  边缘突围需五大转变

  无论经济区位理论,还是所谓增长极理论,都认为总有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形成优势、再行拓展问题。到今天,京津冀要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需要边缘地区成长起来。要实现会议主办方所期待的“边缘突围,区域融合”,至少需要推动五个转变。

  一是中心城市要由资源虹吸型转变到产业外溢型。要创造实现这种转变的利益推动机制和产业转移条件,否则,地区间基础设施越改善,交通流通条件越便利,资源就越有可能向中心城市集中,这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甚至今天仍然在重复的故事。

  二是京津冀三地都应该从过去那种追求产业门类齐全的思路,转变到发挥比较优势的模式上来,尽力形成三地间的产业互补格局。这与发展阶段也有关系,经济起飞之前,衣食住行都是基本需要,各地都急需发展,但长期求全发展恐怕就是问题了。

  三是从过去的平面外延型转变到点状布局、适地发展型模式,力求开发适度、布局合理。否则,“大城市病”难以避免,短期看很不宜居,长远看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是资源配置从行政区划型配置转变到经济融合型配置。我国以往的产业配置通常是按照行政区划来配置的,这就造成了一些地区的开发强度远远超过该地区的承载能力,未来在京、津两地应采取开发强度管制举措,尽力改变北京、天津现在严重的资源瓶颈、环境污染、水泥森林问题。

  五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要由高层主导、地方跟进型过渡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型。否则,动力不足、根基不牢。要研究边缘地区如何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决定发展哪些产业门类,相应解决所涉及的一些宏观政策。目前还在高层规划阶段,但实际上哪些是由市场主体和当地需求所发生的(问题引导型、市场引导型),哪些是从战略层面、全局视野来考虑的,要分清楚,以定其责、各尽其能。

  三大产业齐发展促融合

  “边缘突围、区域融合”,实现与中心城市一体化发展,在第一产业方面,首先要注重基地型农业产业链建设。包括需求引导型的无公害、标准化农业基地建设。

  其次,在绿色化、标准化的基础上,从地头到餐桌,加快农业产业链及物联网建设,将生产链、供应链建立起来,把传统农业和现代信息产业结合起来,实现线上线下无线对接、有机结合。

  第三,要完善农业人口梯度转移及外来劳动力递补机制。大城市周边农村劳动力和农业人口不断在向二三产业转移,需要外来劳动力补充到相关产业中,因而京津冀三地尤其是京津两地,对外来人口不应当是简单地排斥,而是如何吸纳、合理地吸引在哪些产业、哪个地区的问题,防止过度地集中在某地、某业,形成社会问题。

  此外,要建立与现代农业发展相关联的、以租赁为主的土地使用权流动机制,而不是过去那种卖地模式,以利于各业发展。

  在第二产业方面,要注重“飞地型”制造业转移园区建设。

  第一,加工制造业要由过去城乡间乃至区外、境外的纵向分工转变为城乡结合部或“飞地”区域内的横向分工,尽可能降低物流配送和其他中间成本。重庆市就是一个例证。他们在内地打造了涉外经济高地,就是把沿海地区有地理经济优势的加工贸易模式经过改造,将国际间加工贸易的纵向分工,变成了重庆某一个新区的横向分工,结算中心也不得不内移,再加上“渝新欧”铁路运输线路的开通,物流和中间成本大幅降低、形成竞争能力。

  第二,创新工业用地体制,促进边穷地区土地效益的提升。农村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是一个方面,但还是要重点发展土地逐年租赁制度。除新增用地实行年租制外,我国工商业用地使用权出让一般是50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近40年了,现在筹划新一轮土地使用模式还来得及。围绕着北京、天津,河北省有一大批贫困县。这么大的经济落差,就是因为我们在行政区划、乃至用地制度上管制过死过严。既然搞京津冀一体化,在土地利用上也应该有比较成本选择,可能对一些产业有吸引力的,恰恰就是这些周边地区或边缘县区。

  第三,努力打造“两化融合型”线下产业基础。京津两地都有很好的信息产业与网络技术基础,河北又是重化工业大省,工业化与信息化、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大有可为。或者说,线上的研发运营,更多地集中在京津等中心城市,线下产业从农业种植养殖、工业设计制造,到服务业各种门类、物流配送载体与流程等,统统进入到它适合的地方,创造一种新的产业模式和商业形态。

  此外,还要优化税收、利润、就业等制度安排,形成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促进三地间产业自由转移、优化配置。并且,借新一轮税制改革之机,建立起包括边缘地带在内的与地方职能、作用相对称的主体税种,改变税收、利润过多集中在城市地区、大型企业总部所在地状况,由此促进各类产业和各个地区平衡发展。

  在第三产业方面,京津冀地区尤其应该注重链条式服务业基地建设。

  一是加强物流集散、配送基地建设。针对过去物资配送、商品批发等业过多集中在市区,造成市区人流、物流疏解困难的问题,这类设施与机构应尽快向边缘地区迁移,促进业态的发展优化和城区交通、居住环境的改善。

  二是加强需求外溢型服务业基地建设。京津冀三地收入落差较大,消费需求层次也有明显的差异,由收入差异派生的需求外溢,是三地互补发展的一大契机,相关产业应当得到重视。如舒适宜居、休闲度假、综合健身、观光旅游基地建设等。其中旅游业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服务业,可以从当地自身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优势资源利用,到向全国乃至向全球延伸、形成旅游产业链,这也是旅游业做大作强的发展方向。

  三是加强优质医疗资源诊疗新区建设。现在高等级医疗机构,过多地集中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全国人民集中来中心城区看病,能不产生一系列问题吗?为什么不能在周边地区、交通枢纽附近,新建一批诊疗基地呢?新的诊疗中心也可以线上、线下进行整合,在市区可以诊疗、在郊区及周边地区同样可以诊疗。

  四是加强研发、教育及相关服务基地建设。随着交通、信息条件的改善,一些研发、教育机构完全可以避开中心城市。尤其是跟农业相关的科研、教学机构,不宜留在中心城市。机构外迁,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边缘地区的发展。如北京一家国家级农业研究机构,随着城市的发展,其处所和试验基地已经处在中心城区。它那一亩三分地,由于工业、生活污水排放甚至空气污染等,或许已经不适合良种培育等农业科学试验要求,完全可以进行土地置换、异地新建。类似情况还包括一些人口过于集中、不适合布局在中心城区的高等院校等。

  五是加强银色健康产业基地建设。随着老年社会的来临,养老压力越来越大,独子家庭集中的特大中心城市问题就更为突出。选择风景优美或环境宜居的边缘县区发展相关产业已迫在眉睫。其产业链也很长,包括衣食住行、起居护理、医疗保健、康复治疗、综合健身、文化娱乐、交往接待、信息交流、临终关怀等等。

  六是加强线上线下整合对接型服务基地以及数据计算及备份基地建设等。与京津冀科技优势、“四化”同步发展有关的信息网络业、物联网线上平台、线下产业,以及数据备份等基地建设,也应该在边缘区或接合部加快发展,这是缩小区域差别、提升周边质量的重要方面。

  大家知道,欧盟各国就是通过共同体的方式进行整合、融合,甚至形成统一的市场与货币,国界也相对淡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也是要打破对三地融合发展的各种限制,改变那些不符合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真正实现三地经济、文化、社会一体化以及体制上的融合,包括本次会议讨论的“边缘突围、区域融合”问题,进而形成新的发展高地,作为又一个增长极带动全国的发展。


殷会良:京津冀交界地不宜再进行大规模人口和产业集聚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殷会良

  京津冀交界地区一般认为包括北三县、通州、武清、廊坊以及涿州,规划上经常把这一地区统称为北京的东南地区,这个地区发展活力最好,但同时也是协同发展中矛盾和问题最多的一个地区。地下水超载导致的地面沉降非常严重,尤其在北京南部和河北、天津的交界地区。

  以北京为中心30公里半径、60公里半径、90公里半径的交通是要通过不同制式的、不同层次的轨道交通来连接的,这样才能够解决目前大规模的异地通勤问题。也就是说,通勤有一些是通过地铁,有一些是靠城郊铁路,还有一部分靠城际铁路,不能指望北京的地铁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

  我很荣幸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过去两年一直在参与或者负责北京、天津、河北廊坊等地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也参与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的编制和咨询工作。

  京津冀交界地区的地面沉降很严重

  今天的主题提的非常好,谈京津冀边界和跨境地区的发展问题。目前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编制的全局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在一些重点地区和重点方向率先突破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的重点。交界地区的重点一般认为包括北三县、通州、武清、廊坊以及涿州。规划上经常把这一地区统称为北京的东南地区,这个地区是发展活力最好的,但同时也是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矛盾和问题最多的一个地区,我想从两个方面谈。

  首先,这个地区的水资源状况非常严峻。地下水超采目前是京津冀地区最为严重的,地下水超载导致的地面沉降也非常严重,尤其在北京南部和河北、天津的交界地区。

  第二个是大气环境问题。这几年京津冀地区的雾霾已经成为社会讨论最激烈的问题,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北京东南地区地是京津冀大气污染扩散条件最差的地区,这个既跟目前京津冀大气环境的变化有关,也跟整个华北的地形有关。北京南部处在一个静风区中,风速很低,大气污染物在这个地区很难扩散,极易形成一个稳定而集中的大气污染带。虽然,这个地区发展条件很好,目前也被三地寄予厚望,但是,从水资源和大气环境来看,这个地区不应该再进行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和产业开发。

  京津冀三地希望把这块区域作为各自的增长点、协同发展的引爆点来推动。从去年开始,河北、天津、也包括北京都在这一地区规划了大量的城市和产业建设空间,也都试图再进行一轮大规模的人口和产业集聚,这是目前急需要化解的发展冲动,也是有违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要求。

  不能指望北京的地铁把所有异地通勤问题都解决掉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谈得最多的还是开发建设。但对这一地区空间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特别是对城乡空间资源合理利用的科学规划安排,目前还缺少有效的管控手段和统一的规划。我想下一步工作,可能要从四个方面寻找突破口。

  第一,国家要牵头,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把一些协调机制,一些管控手段明确起来,这是当下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一些国外大国首都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对首都地区的发展都是会通过立法的形式,理顺中央跟地方、跟各个行政部门、跟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这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

  第二个问题,在城镇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统一规划。京津冀交界地区,实际上并不适合大规模的人口和产业集聚,但是又要发展,就必须要走一个绿色的、紧凑的和更加集约的一种发展方式。不光是北京现在要疏解人口、疏解产业,天津和河北也要控制住和抑制住无序的发展诉求。这不单单是北京的问题,也是天津、河北需要共同面对的。

  第三,重大基础设施的选线和选址要跟城镇的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以北京为中心30公里半径、60公里半径、90公里半径的交通是要通过不同制式的、不同层次的轨道交通来连接的,这样才能够解决目前大规模的异地通勤问题。也就是说,通勤有一些是通过地铁,有一些是靠城郊铁路,还有一部分靠城际铁路,不能指望北京的地铁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让轨道上的京津冀逐步去替代高速公路的出行方式,这样既可以提高城市的发展效率,又可以减少大气污染。

  第四,要花大力气去提高北京周边这些城镇的发展品质。如果把北京跟上海做比较,上海周边的300公里之内,有大量的高品质的城市:苏州、杭州、无锡和南京等。但北京周边300公里以内,高品质的城镇寥寥无几。下一步怎么去提高河北一批中心城市的发展品质,是这一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河北要重点去做的工作。

  近期交界地区有四个问题需要重点研究和关注。第一个,交界地区的生态保护,还是应该作为三地协同发展的首要的任务。第二,通州的问题,这是目前的焦点。但既然已经决策了,接下来更多的是要讨论怎样科学应对的问题,比如通州如何去融入大区域的发展,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怎样跟通州衔接起来,这些问题已经摆在北京市政府面前,都需要解决的。第三,通州和北三县怎么协调,区域生态廊道怎么去保护,重大基础设施怎么衔接,这是两地政府必须要做的工作。第四,行政区划是否需要调整。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必须要抓紧研究,并尽快提出工作的方案。


唐黎明:通州,何以建设城市副中心?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员唐黎明

  通州区域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产业和城市品质跟首都是不匹配的。而碎片化的空间布局又带来基建成本、管理成本的增加。土地指标高度集中在新城区的建设,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通州还存在园区分散化、流动人口较多、公共配套跟不上等问题。在通州跟河北接壤的一些死角地方,从它的城乡品质来看,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小河北”。可能有一些地方,还不如河北的一些地方。

  通州该打造什么样的城市副中心?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规划理念和规划思维的转变,而这种转变要跟城市的建设密切相关。以前的新城建设都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个工程,然后产业就赶过去了、企业也搬过去了,实际上还是依靠行政指令来进行城市建设。但真正的城市建设,是需要符合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律的。

  现实中,很多城市的建设并不是按照人的尺度来的,它完全是按车的尺度建设起来的。所以无论是对未来的通州新城的建设也好,还是对于综合其他城市的建设来说,都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产城人融合的一个系统工程。

  每一个地块都应该考虑到人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实际上是多方位的,是跟我们的产业密切相关的,跟我们的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社区管理等密切相关的。所以未来通州的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希望它是一个更宜居的、更人性化的、多功能的一个多样性的城市。

  通州现在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它怎么才能够建设成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在北京的、一个新的城市副中心,从微观的情况看,突破口是什么?特别是规划思维要有哪些转变?

  实际上,整个通州的形成是比较破碎的,它是一个碎片化的空间,有很多的水系、大型交通通道以及大片的隔离带,使整个通州的城市空间看起来非常破碎。

  通州的城市发展历程,和北京市的城市发展的历史变迁是分不开的,从明朝的时候,它就是京东的枢纽。在50年代,它是一个工业卫星城,所以有一个相对有序的发展。随着它配送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房地产业也成为整个通州的一枝独秀。但当它想找一个地方来建城市规划馆展示城市的变化时,却找不到地方了。这是因为之前完全没有考虑到未来城市发展的预留空间问题,把所有的地都用来做建筑和居住的功能了。

  北京定位为世界城市,作为现代化国际新城,并不是到最近才提出城市副中心建设的。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实际上非常早就提出来了,部分的行政功能搬过去,而且也确实预留了很大的一块地放在那,但是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搬过去。只是习主席上台以后,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任务来做,才最终拍板定下来在这儿建立一个城市副中心。

  但为什么会是通州而不是北边的一些区域,我想更多的同京津冀协同发展密切相关。通州在地域上来说实际上是三地(北京、天津、河北)交界的一个地方,而北京市政府的搬迁是可以用非常好的城市资源来拉动区域的发展,也可以更好的拉动整个京津冀地区的一个发展。而北京市对通州区的要求,从最初的北京市的总体定位,到现在新常态下“瘦身健体”,这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热词。既要“瘦身”,又要“健体”,但是GDP的量还是不会变,这使得北京好多区叫苦连天。很多需要关停并转移企业停掉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GDP指标,在各位官员的考核表中还是没变的。同时,“瘦身健体”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但是我们整个的考核体系并没有跟着进行一个相应的变化,这会使得北京市各个区政府官员的压力非常大。

  通州的短板

  通州区的整个发展包括它的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它有什么样的短板?从空间形态上看,是非常不平衡的。通州发展最好的是离国贸最近的那一块区域,但再往西边、南边走,实际上它整个区域发展是非常差的,从它的产业、城市品质来看,都是跟整个首都——北京是完全不相匹配的,因为它整个区域发展是不平衡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碎片化的空间布局,省道、高速公路、铁路、水系、还有绿隔建设等,使得整个区域中间被弄的零碎,所以它整个基础设施成本、交通建设的成本,还有管理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土地的利用指标,这实际上对政府来说是非常好的资源。土地指标总量就那么多,是要投在核心区建设,还是投在边缘区域建设,这完全是由区域说了算的,乡镇基本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当然,这也是由我们的行政体系所决定的。因此北京市政府要搬哪去,是中央说了算的。东城和西城问题上,可能北京市就有很大的发言权。

  而通州区整个的土地指标,是高度集中在它新城区的建设,对周边区域是非常少的,这也给通州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导致北边区域发展不平衡。通州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缩影,它的整个的区域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

  另外它有很多园区都是原来在进行乡镇企业建设的。各个乡镇招商引资,引来的一些企业,放在这个急需建设用地的地方,就会有很多的工业大院,园区就比较分散化,这跟其他的园区分布是不太一样的。

  还有人口问题,是很不平衡的。这些人每天来回奔波在进城出城的路上,交通的成本是非常大的。此外,它的整个所谓的低端人口,即流动人口,较多都集中在通州。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这又像北京的又一个人口调控。虽然我个人非常的反对这样一个调控。因为如果只保留所谓的精英人口、高端人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样的话,北京市政府、中央也是根本不可能运转起来的。但是现在,中央和北京市都把人口调控层层分解,北京市委要疏减多少人出去,落实到每个区多少人,将这种硬性任务都放在各个官员的身上,因此整个人口调控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不少的小商小贩,也都集中在通州。

  公共配套资源方面,实际上跟人口的增长是严重不匹配的,特别是学校、医院、道路、水电、气站供应。我去通州调研的时候了解到,通州的好多的村还没有通天然气,这个非常难以想象的。之前我到新疆非常偏远的南疆县城去调研的时候,那里的村里面都通了天然气。所以说它的整个公共配套资源,跟人口增长是不匹配的。

  然后是生态环境的问题,比如水和空气的治理,实际上是需要突破很多行政壁垒的,只一个区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绿地环境,仅仅就是造林任务,一个任务发下去按照它来做就行了,非常单一。比如会种很多的白杨树,但是,这样一来,景观的复合和综合功能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最后,就是城乡环境的问题,如果去北京市的一些偏远郊区去看,就会对现在的城乡环境有一种震惊的观感。在通州跟河北接壤的一些死角地方,从它的城乡品质来看,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小河北”,可能有一些地方,还不如河北的一些地方,这样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它的短板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通州发展要补短板、调结构

  怎么来寻求一个突破口,我觉得第一个转型就是补短板。就像刚才谈到通州在人口产业,空间形态、公共配套、生态等多方面存在的短板,这就需要一个一个补。第二个就是调结构,重构一个城市的多样性。

  其实关于重构城市多样性,就像刚才一位提问者问到的一样,我们理想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城市?那么未来通州如果要建城市副中心应该建成什么样?这里面就涉及到规划思维的转变。这就需要追溯北京市整个的城市规划布局所面临的问题,不光是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包括中国好多城市的规划,实际上都沿用着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划思维。比如这边是CBD的区域,那边是金融区,再过去就是住宅区。这对于一个小城市的规划来说是没问题的、成本也不算太高,但当一个两三千万人口还分大片区进行布局的话,就必然会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像我住在某个地方,要娱乐,就必须要三里屯。如果要住就必须回到在通州,这样子成本是非常高的。

  实际上北京非常多的交通拥堵问题,人口膨胀问题等,都是跟我们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条块分割规划思维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把这样的规划思维,放在通州的发展上来看,是会有一些误区的,比如说大项目的建设。通州近年来要布局环球影视城,国际医疗区,如果这些非常大体量的,放在一个大地块上,它所吸引聚集的人口规模也是很大的,十万、二十万、甚至三十万的人口,那么肯定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的一个空间布局。对于未来,通州该打造什么样的城市副中心?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规划理念和规划思维的转变,而这种转变要跟城市的建设密切相关。以前的新城建设都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个工程,然后产业就赶过去了,企业也搬过去了,实际上还是依靠行政指令来进行城市建设。但真正的城市建设,是需要符合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具体规律的。

  苏州城市的建设就可以分成三种形态,同时也代表了三种生活方式,这跟很多的地方发展城市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苏州的旧城,小桥流水人家,整个道路都是非常宜人的,它是以人的步行空间为尺度来建设起来的一个城市空间。而它的工业园区也建设的非常漂亮,是一个以车行的尺度来建设的城市空间。在郊区的一些地方,那里有很多的工厂和企业,还有大量像候鸟一样短暂的停留的农民工。

  这三种城市形态最宜人就是苏州老城区,然而现实中,很多城市的建设并不是按照人的尺度来的,它完全是按车的尺度建设起来的。所以无论是对未来的通州新城的建设也好,还是对于综合其他城市的建设来说,都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产城人融合的一个系统工程。对于未来通州的建设,无论是行政中心的迁移,还是地块的出让,又或是建筑的建设,它都应该是多功能的、多样性的,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而不是像原来一样住宅区、工业区、行政区是完全是分散的。每一个地块都应该考虑到人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实际上是多方位的,是跟我们的产业密切相关,跟我们的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社区管理等密切相关的。所以未来通州的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希望它是一个更宜居的、更人性化的、多功能的一个多样性的城市。


李国平:北京发展要同时解决“过密”和“过疏”问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

  北京市在面临解决大城市病压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周边区县的发展,不能仅仅将三环、四环之内当成北京,它实际上是拥有1.64万平方公里的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过程中,我们既要解决过密问题,也要解决过疏问题。

  未来,北京市的十个远郊区县会有新的发展机会。而且两个指标也已经明确了:一个是到2020年,北京要增加150万人口,第二个是要挪移190万,所以十个远郊区县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增加340万人口。因此北京市远郊区县应该在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展好自身。

  纵观北京和北三县、武清的关系,放大看它是大城市区中的中心和周边地区的关系问题。北京市不仅是一个点,在一定程度上说它已经是一个面。北京的中心城区可以认为是一个点,围绕着北京中心城区的外围区县(大致为五环以外的区域)是第一层周边地区,北京市以外的河北、天津紧邻北京的区县市可以认为是第二层周边地区,河北的北三县和武清就属于这个区域。

  2004年我写过一本书叫《首都圈》,将其空间范围划分为近域首都圈(当时主要指北京市域)、中域首都圈(北京、天津以及环绕北京、天津的河北省七个地级市)、广域首都圈包括现在的京津冀全域。现在而言,近域首都圈可以拓展到北京市以及环绕北京市的河北、天津县级行政区域,包括今天需要讨论的北三县和武清。近域首都圈由于空间扩散由近及远的一般规律,其相互作用就会更大些。

  北京同时存在“过密”和“过疏”问题

  现在大家多在讨论疏解非首都功能,但就北京而言,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过密问题,主要指五环以内特别是四环以内的中心城区功能过度密集所产生的大城市病问题;第二个是过疏问题,北京市六环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山区区县发展的并不充分,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表现为总量小、密度过低。因此北京市在面临解决大城市病压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周边区县的发展,不能仅仅将三环、四环之内当成北京,它实际上是拥有1.64万平方公里的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过程中,我们既要解决过密问题,也要解决过疏问题,与此同时,还要考虑发展问题。

  另外,北京的发展总量本身也是不足的。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要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世界级城市群,北京应该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它还需要发展,因为北京市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和国际一流的世界城市有很大差距。对于发展,我们应该采取的是提质增效的发展,而不是单纯的扩张,另外还要做到空间的优化布局。众所周知,北京市生态环境压力非常大,水资源极端紧缺,灰霾等环境问题严重,这是很严重的“大城市病”,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发展了,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发展,在哪发展,因此就要把眼光往周边的地区多看一点,这个周边地区不仅包括北京市的远郊区县也包括北三县、武清等北京市周边的区县。北京市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意见中,提出北京市到2020年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意味着北京市不是不发展,而是有节制的发展。

  北京市城六区到2020年要削减15%的人口,所面临的压力仍然比较大,因为在执行上还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海淀和朝阳,它的地域空间并不仅仅在五环以内。如果只是在海淀区的内部调节人口空间布局,可执行性会更强一些。对于规划纲要,在一定情况下要按照规划的要求执行,但同时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弹性规划”。如果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完成规划指标极其困难或不可行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必要的修改。每一个区域,每一个行政区都会有利益以及执行难易问题,如果人口或功能在行政区内的挪移是更加现实的。应该区别开作为“城”的北京市和作为“市”的北京市, “城”过密,需要疏解的是“城”而不是“市”。中心城区的人口疏解首先是功能的疏解,部分产业确实是在中心城区占了大量的用地,用了很多的人口,而创造的价值又比较低,需要疏解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中心城区的功能疏解也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部门的疏解,当然并不是都疏解到北三县、河北或者其他的地方,要考虑到医生有没有意愿到那个地方去。作为一个医院首先要有医生,若无医,则不成医院,没有好医生也就成不了好医院。如果大医院、好医院都在二环、三环以内,全市、全国的患者都来看病,显然会造成很大交通拥堵等。如果大医院放在五环外围区域就可以部分缓解中心城区的拥堵压力,医生也可以在不改变居住地的前提下正常上下班。当然社区医院还是应该留在原有社区的,基础学校不一样,中小学生每天都需要上学,因此就应该按照人口分布进行配置。部分高等院校可以向五环以外、或六环以外进行挪移,北京市远郊区县有接纳这些转移的机会,北三县和武清也有机会。

  北京六环外地区不能再“瘦身强体”了

  北三县、武清和北京是什么关系?从空间尺度上它们离北京比较近,一个城市区域随着距离中心城的距离变化其功能是不一样的。在中心城区,比如半径5公里左右,将主要承担城市行政功能、文化功能、商务功能和经济管理功能,会有一些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集中分布。5到10公里左右,基本上还是城市服务功能,一般是商业、居民服务功能非常居中的地区。如果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到20公里基本上就到了一个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极限了,目前北京市城市建成区也就这个方面,集中了超过1200万的人口。这个范围主要产业是服务业,但也有部分高科技制造业的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

  距城市中心20公里以外地区可以认为是周边地区,对于北京来讲,五环半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城区和周边的分界线。实际上北京市六环以外地区的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对于他们就不再是“瘦身强体”了,再瘦就“营养不良”了。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未来北京市的十个远郊区县会有新的发展机会。而且两个指标也已经明确了:一个是到2020年,北京要增加150万人口,第二个是要挪移190万,所以十个远郊区县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增加340万人口是非常大的人口总量。如果按人均GDP,居民收入衡量,再考虑到房价、购买力因素,北京市远郊区县并不比河北的北三县和天津的武清要好,因此北京市远郊区县应该在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展好自身。

  北三县、武清和北京市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其中北三县的燕郊已经成为了北京的一个卧城,与北京融为一体。随着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交通一体化的推进,必将促进北京市和北三县以及武清的经济、社会联系,北三县和武清在承接北京市部分产业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转移方面一定也会有新的进展。

  另外核心与边缘问题也需要得到关注,人们常说“大树底下不长草”,这意味着核心的集聚力量非常强,在核心边缘关系中尚处于向心集聚阶段。而只有核心边缘关系到了向外扩散阶段,才能实现“大树底下好乘凉”。目前,北京和周边的关系应该是进入了从“向心集聚”开始转向“向外扩散”阶段,这个阶段的到来,不仅是经济原因,还有更为重要的生态环境因素。在政策上,对城市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控制了中心,外围才会有发展机会。到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对于周边的发展机会,不应盲目发展,一定要通过一体化的规划对空间发展进行规制,用一张图纸来进行敲定,在这其空间管控中非常重要,尤其是生态涵养区,包括张家口、承德全域以及石家庄、保定、北京的一些山区。


小报告:通州、北三县和武清的产业融合

京津冀九区县示意图

  文/大公香港发展研究院

  7月11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其中首次正式披露称,北京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通州市作为北京行政副中心的定位终于尘埃落定。因此,围绕通州的舆论场开始热爆,通州也冲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前沿。因为通州突出的区位优势,与河北廊坊北三县、天津都接壤,因此通州发展北京行政副中心也不仅仅是通州自己的事情,还需要突破行政区划的藩篱实现这一片区域真正的一体化。目前,以业兴城、产城融合是三地协同发展中的核心思路之一。因此,大公研究院就以围绕通州与北三县和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现状为考察切入点。<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京津冀九区县基本情况

  大公研究院选取了与通州、北三县相邻且关联性较强的九个区县,分别是河北三河市、大厂县、香河县,天津宝坻县、武清区、蓟县,北京市通州区、大兴区、顺义区。

  经统计,九区县面积89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共计760多万。相比北京城六区(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1368平方公里1276万常住人口,九区县的人口密度只有后者的不到十分之一。分区县看,北京三区人口密度最高,河北其次,天津再其次。像大厂、香河、武清这样人口密度较低,且与通州互相接壤的地方,是进行产城融合的理想区域。

  这张图是九区县GDP、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工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三河、大厂、香河、武清、通州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与GDP总量的关系比较一致,即固定资产投资接近或略高于GDP,规模以上工业产值高于固投(通州略低于)。

  通州作为本轮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在GDP总量上不占优势,不到隔壁的大兴和顺义的一半,也低于天津武清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甚至还不到大兴、顺义的四分之一,是武清的三分之一多,也不敌相邻的三河市。整体来看,通州的经济发展规模在九区县里排到第四。

  但有意思的是,通州的人均GDP虽然只有40479元/年,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却达到37095元/年,两者的比值是九区县最高的。这并非通州的三大产业结构多么合理。这张图反映了九区县三大产业比重,通州是4:50.4:45.6,并无特别之处。那为什么会这么高?其中一个因素可能在于通州的就业人口在地化的程度很低,城镇收入大部分是在北京市区获得的有关。因为相邻的朝阳区,虽然三大产业比重是0.03:7.99:91.98,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的比值也只有不到40%。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九区县的第三产业除顺义区、蓟县外,其他比重都没有过半。蓟县因为是依托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把旅游业定位为主导产业,所以它的第二产业不高。所以九区县主要还是第二产业在主导。

  这张图是九区县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武清的城镇收入数据没查到,是通过工资收入估算的。不难看出北京三区比天津河北各区县的城镇收入高一个层次。农村收入则是河北-天津-北京逐步递增。

  这张图是把各区县的城镇人均收入与平均房价作对比,来看出各区县房价上涨的空间。北京三区的上升空间比较小了。河北天津的空间还很大,三河市的燕郊镇房价已经炒起来了,以后大厂县和香河县的空间尤其大。但是7月24日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上,张高丽说“对重点地区要统一规划,强化土地供应管控,严格城镇开发边界,防止在北京周边地区盲目搞房地产和炒作房价”,所以说光搞楼盘炒房不是长远之计,关键还是要强化产业集群,以业兴城、产城融合。

  这张图就是京津冀九区县产业园区分布示意图,这个圈的大小和北京六环差不多,半径大约30公里,这个范围内的产业园区数量占到了九区县所有产业园区一半以上。圆圈的范围涵盖了通州区几乎全境,北三县大部分,武清区北部、大兴区东部,还涉及一小部分廊坊市辖区。根据现有产业园区布局的基础,未来京津冀结合部的产城融合工作基本上就处在这个圈内。

  可以说,一地的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反映了该地的产业集群程度和产业园区的规模,基本上是正相关。这里我们在谷歌地球上截取了一些卫星图可以直观反映现在九区县的产业集群程度。

  可以看出,大兴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顺义的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和武清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商务区规模都很大,且布局也比较成熟。燕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委会就在燕郊镇中,产业园则就近布局在城镇北部,现在也开始逐渐成型。而且这些经济开发区的级别很高,多为国家级。

  通州虽然现在产业园区不少,涉及行业也比较广泛,但是分布比较分散,许多还在建设当中,有些从卫星图上还看不太出来。通州在西边和大兴的产业集群做的较好,比如通州的中关村高科园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金桥科技产业基地,和大兴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基本上一体的。但在东边与北三县方面,通州经济开发区则分成了五个分区,相对分散,每个分区自成一处。

  相对于三河市,大厂和香河的产业园区建设也相对落后。但大厂的潮白河工业园区,香河经济开发区已经有了较明确的产业定位,也正在建设中。从卫星图上看,大厂潮白河工业园区已经有点规模,香河经济开发区还比较零散,有待整合。


  产城融合的具体分析

  一、总部经济

  下面来讲一些具体的案例。梳理相关的规划看,北京的通州与比邻的北三县以及武清都提出了建设总部基地的套路。以CBD东扩为契机,北三县和通州都机会能够分享到总部经济红利。而位于京津冀连接点上的武清区,在以滨海新区为依托,同样提出了构建总部经济的计划。

  在北京本地,同样也存在有关总部经济的竞争关系。北京提出构建了“环渤海高端总部基地”(位于通州台湖镇,与亦庄开发区接近)。根据规划介绍,该总部基地,将以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为目标,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

  而比邻的朝阳区曾在2010提出了建设“环渤海总部商务区”,并将“为河北省的三河市、大厂县、香河县、固安县等提供‘融京’机会作为自己的发展口号。不过,该计划并没有落地。

  大厂县在借势京津冀发展的过程中,曾在2012年提出过建设数字传媒总部基地。不过此后这一计划并没有落实到位,反而是北京朝阳落地了北京数字传媒总部基地。2015年时,大厂有关总部基地构建迈出了关键一步,“世茂•欧盟总部基地”落地。此外,大厂建设的专用车产业园也将着力打造相关产业的总部研发办公。

  相比较而言,北三县在发展总部经济方面并不是很成熟,现有依托的载体并不丰富。目前,拟建项目多,落地项目少。不过,相关项目一带落实到位也将释放一定的潜力。

  武清的创业总部基地则具有一定差异化发展路线,即以服务创业型小企业独立办公为主,大中型企业集中式办公为辅的城市创业型总部基地。目前,武清打造的创业总部基地已经有一些优质企业入驻。

  二、车辆产业集群

  通过上面的表格看,通州、武清以及北三县在车辆制造集群商的协同发展是较好。以北汽集团为龙头,形成了良好产业辐射,相关产业的发展与配套都较为成熟。大部分项目都已建成投产或落地。

  通州区和三河的汽车零部件发展则充分受益于北汽集团。通州区的北汽动力总成基地已建成投产,主要是负责发动机等核心部件的研发制造。三河的龙头企业世源汽车则主要服务于北京现代汽车的零部件,包括发动机、汽车模具等零部件,有着较为明确的产业链布局。

  大厂与香河县都有新能源汽车发展。大厂的项目正在筹划中,位于潮白河工业区大厂园。值得注意的是大厂县早在2010年就提出过类似的计划,当时计划称,工业区将形成以新能源汽车整车、零部件、电池、设备等为主的完整产业链。今年规划被再度提出,拟建设新能源汽车、专用车和专用车零部件3个特色产业园,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投资预计达100亿元。改项目若能成功落地,将在区域内形成良好的产业互补。目前,区域内还没有其他专用车方面的产业计划。

  相较而言,香河县的新能源车则落实的更为具体。该县的港龙公司自主研发的“燕龙”牌电动汽车已经投产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