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雪
今年3月19日，中日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高层官员恢复了高层安全对话。这项对话始于1993年，2011年因钓鱼岛争端暂停了4年。这意味着什么？当然体现了中日关系的缓和。而脉络的初始还要从“习安会”后说起。
2014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APEC上终于会面。虽然外界表示只见未会，气氛有些冰冷，但这是两人上台差不多两年后的第一次会晤，两国紧张关系也因此终于走出了缓解的第一步。
笔者参加APEC峰会日本代表团吹风会时，注意到日方发言人外务副报道官冈庭健不仅惜字如金，还一概回避了敏感问题，仿佛接到了一切要等安倍亲口表述的指示。果然，在11日安倍离开中国之前召开的记者会上，他大方了许多，表示与习近平交流中“强烈感受”到其为13亿中国人生活的责任感；并强调中日两国不仅对本地区，而且对全球的责任也是一致的。“无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只要首脑间举行会谈，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此之前，中日还达成了围绕钓鱼岛主权分歧的“四点共识”；在此之后，虽然中日依旧摩擦较劲，但总体有缓和之势。
APEC会晤后不到一个月，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来自日本的“新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全体成员举行会谈，被视为继“习安会”后中日两国开始改善关系的指标。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出席在南京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习近平的讲话既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又展示了中国对外的和平姿态，外媒评价为“掌握好分寸”，即在提醒日本不忘历史的同时，也避免影响正在解冻的两国关系，并没有激化中日事态。第二天，安倍解散内阁后重新赢得大选。
专家指出，安倍接下来执政的4年，会待经济好转，才在外交上表现得更强势。因此在安倍致力改善国内经济的前提下，中日关系预计会往改善的方向前进。
时间进入到2015年，这是双方关系面临“破局”的重要年份。在年初，中日间就进行了以往数年少有的密集往来。目的当然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让中日关系尽快走上正常轨道。
1月22日，中日两国政府在日本横滨举行“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第三轮磋商会”，就东海的危机管理与资源开发应有模式等进行对话。这是自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两国首次恢复这一磋商。 3月19日，中日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高层官员恢复了高层安全对话。这项对话始于1993年，2011年因钓鱼岛争端暂停了4年。中方指出，中日保持对话有利于地区安全。
不过，两国关系缓和的同时，也难免有“添堵”的情况，这是中日关系在2015年面临“破局”的暗礁与险滩。
2月17日，中国农历腊月二十九，安倍在众议院大会上回答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的质询时作出答辩时称：“参拜靖国神社哀悼为国捐躯的人们，是自己作为国家领袖当然应该做的事”；“虽然因为2013年12月的参拜导致日本与中韩关系的冷却，但是我自己的信念不会改变”。就是否允许内阁大臣们去参拜靖国神社，安倍说：“这是自由的行动”。日本媒体认为，安倍此言暗示不会干涉内阁大臣们去参拜。
除了有关“拜鬼自由”的言论外，日本在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大自卫队权限上也明显加快了步伐。2月20日，中国大年初二，日本政府正式向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提出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活动的安保法草案。草案将在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审议通过后提交国会进入立法程序。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方的一系列发言和表现都显示出对这个大日子的超级重视，希望日方能认真反省历史。安倍却回应战后70周年的谈话将参考专家讨论意见。
总而言之，虽然中日双方为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作了一些努力，总体脉络呈现缓和趋势，但2015年的中日关系依然不会平静，因为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
欢迎关注、扫描大公网国际频道微信“世说时局”（公号：shishuoshiju）
传递涉华信息，共享全球思想！
文/木春山
不久前两名日本人质被恐怖组织IS斩首，这引起日本全社会对恐怖主义“前所未有”的关注，甚至有媒体认为，这很可能成为日本参与国际反恐的“分水岭”。巧合的是，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在过去一年也“前所未有”的增加，无论是国内暴恐事件的频率，还是东突等恐怖分子同国外勾连，都促使中国人的反恐热情高涨。
在笔者看来，出现在相似时间与空间的这两个“前所未有”，或许会成为中日加入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的前提和逻辑。在打击IS等国际恐怖主义方面，中日拥有共同利益。以此为基础，随着2015年全球反恐形势的深入发展，双方在此问题上存在合作的可能。
从过去一段时间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向上，可以基本判断出，从中东、西方逐渐向东方扩散的趋势日益明显。比如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近期发生了数十年来最大的咖啡馆人质劫持事件；极端主义势力在印尼组织街头示威；中国、印度、东南亚各国境内的暴力恐怖袭击均呈上升势头，连东亚的韩国都出现了首例赴中东参加IS的“圣战者”。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在发生变化，传统意义上认为社会经济环境不发达才会产生恐怖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一个超越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极端思想扩散网络，正悄悄地覆盖全球。每一个国家都被恐怖势力威胁着，每一个社会都可能成为恐怖主义作案的“突破口”。而中东的IS只是这个恐怖主义网络的极端表现和袭击先锋。即使这样，这个组织已经把全球搅得天翻地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众多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其威胁，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在该组织的叫嚣中受到严重影响。
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全球经济第二、第三引擎，在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受到威胁的背景下，中日理当合作反恐。这既是体现中日这两个东亚大国对国际社会承担责任的重要一环，也是两国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和交叉点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会为双方增进了解、加强交流、避免误判带来必要的好处。
由于不同世界观和国家利益取舍，以及外交政策的取向有异，一个国际大联合的反恐统一战线尚未建立，反恐基本呈现“数国协作，多点开花”的现实情况，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有的还多少存在猜疑。比如美国和以色列、法国等西方国家在打击IS上已经深度合作；安倍在不久前访问中东时和众多中东国家也加强了反恐协调；中俄在打击“三股势力”等问题上也在进行着密切沟通与相互支持。
国际反恐其实已经风生水起，IS的出现其实给国际反恐联合提供了一个契机。以此，不仅中美、中俄、美俄等存在合作可能。IS已经将中国列为了未来入侵的对象国，甚至扬言中国将是其占据的最后边疆。中国的新疆已经被其堂而皇之地划入了未来的版图，疆独和东突分子也已经在伊拉克等地积极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这些都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与风险。中日双方也有了合作的现实基础。
不可否认的是，2015年对中日关系而言是比较敏感的一年。这一年是全球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举办的一系列国内外庆祝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抗日”的色彩，肯定会引起日本政府和民间的郁闷。在这种国际和国内大小环境共同作用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前行的脚步可能会很踯躅，甚至会障碍重重。
但归根结底，这只是中日关系的问题，也是历史潮流发展至今的必然；而不是国际反恐的问题，更不是阻隔中日旨在长期友好的。在国际反恐话题日益成为全球热点的当下，中日在“摆平”双方关系之外，同时关注国际反恐，并在一定程度上合作应对，其实是可以期待，并且足以成为双方新的合作方式与共赢增长点的。
当然，反恐合作有多种形式，除了出动地面部队或者空中打击等比较强硬的手段之外，还有很多软性的合作方式。比如情报共享、信息分解、后勤支援、培训武装力量等等。好在中日关系在2015出现向好，这给未来可能的合作带来了交集。
去年11月“习安会”以来至今的几个月，中日互动频繁，面临破局。除最高层外，中日政党、民间往来频繁。春节期间60万中国游客“袭日”、日本执政党率3000人访华、中国部长级官员3年来也将首次赴日与会。这些都是中日关系逐渐回归正轨的迹象，也是可能参与到全球反恐统一战线的开始。
欢迎关注、扫描大公网国际频道微信“世说时局”（公号：shishuoshiju）
传递涉华信息，共享全球思想！
文/李素华
中日关系其实并不只是双方事务，两国关系发展中还有很多“第三方因素”，比如俄罗斯在中日关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这在全球其他两国关系中也很常见。
中日俄三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有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
近十几年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发展顺畅，2001年中俄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中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往来密切，中俄联合其他中亚四国还共同创建了卓有成效的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国民之间的跨境游也不断增加，2014年中国游客数量在到俄游客数量中排名第一。
最近几年，中日关系步入建交以来最艰难的时期，面临最严峻的局面。日本政界的右翼化趋势加强，安倍加快了自卫队解禁的步伐，加快了修改和平宪法的进程，日本军国主义倾向加强。二战以后，日本政府不能向德国那样正视二战历史，否认二战时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悍然违背中日建交共识，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
由于在二战历史方面，俄罗斯与中国有着相似的立场，俄罗斯政府多次指责国际社会少数否认或者篡改二战历史的言论。这针对日本“发声”不言而喻。
日本与中俄两国都有领土之争，日本因为与俄罗斯的争议岛屿实际控制权在俄罗斯，在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中还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两国关系很微妙，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北方四岛问题（俄称南千岛群岛）。2010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了北方四岛视察，打破苏联以来俄罗斯国家元首不登岛的惯例。2012年，梅德韦杰夫作为政府总理再次视察争议岛屿，日俄领土冲突前所未有地加剧。俄罗斯此举不单是为了表明对争议岛屿的合法拥有，还为了显示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重视。同时此举“敲山震虎”，观察日美同盟的反应，提醒日美两国不可影响俄罗斯在亚洲的战略安全。
此外日本对俄罗斯的需求也不少。俄罗斯石油资源丰富，从俄购买石油比中东地理位置更近，日俄之间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比较密切。而日本多年来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俄罗斯的同意必不可少。因此，日本试图通过“经热”拉动“政热”，以最终实现北方四岛的全部归还，以及在其他国际问题方面与俄罗斯的合作。
对俄罗斯而言，在二战历史观和日美同盟方面中俄有某些相似的战略立场。比如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国内隆重筹备了庆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此举可以提醒日本正视历史，只有承认二战历史才能在国际社会立足，也可以打破日美同盟在东北亚地区的绝对优势。
近年来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加强了美日同盟，纵容日本右翼势力的疯长，暗中支持日本自卫队解禁，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多次偏向日本，丧失客观公正的立场，从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联系。
克里米亚公投以后，美国在经济上制裁俄罗斯，日本也加入了盟友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安倍2012年再次担任首相以后，积极努力解决日俄领土争端，力争早日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友好协议，但是日本加入制裁俄罗斯以后，升温的日俄关系急速冷却。2014年11月在中国举办APEC会议期间，日俄首脑会谈后，日俄关系才开始缓和。
中日俄在东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三角关系的任何一边都有美国的影子，同时任何一边关系的加强或者调整，都会对另外一方存在某些影响。中日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无疑体现了这种国际格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日本问题专家）
欢迎关注、扫描大公网国际频道微信“世说时局”（公号：shishuoshiju）
传递涉华信息，共享全球思想！
文/周永生
2013年1月，执政以后不久的安倍晋三在国会讲演时表示：“外交，不是要单纯盯着周边诸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像看着地球仪那般地俯瞰全世界。”从此以后，安倍政府就开启了地球仪外交的政策。地球仪外交是一种侧重于政治安全战略，辅之以经济手段、文化手段的政策。其政策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民主、法制为核心的繁荣世界。安倍的这种政策，明显地表现出了日本外交当中弱点，并且也表现出了日本极力想利用自身的优势，主导世界的一种野心。因为安倍执政以后，周边外交搞得一塌糊涂，与俄罗斯的外交时冷时热，与韩国的外交不冷不热，与中国的外交长期摩擦，刚刚有所改善。这说明，日本的周边外交处于比较失败的状态，想要获得大幅度的拓展，并不容易。因此，安倍不得不想到了超越周边外交的地球仪外交。这种地球仪外交，明显的是要发挥日本的优势，以日本的民主、法制等模式带动整个世界的繁荣和发展，日本是要以自己的模式给全世界打上深刻的烙印。以便使本国在世界政治格局当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是安倍地球仪外交的主要图谋和打算。
中国的“一带一路”外交战略，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开始倡导的对外发展战略，核心目标是沿着古代中国与世界交往陆地、海洋通道的丝绸之路，加大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全面交往，促进中国的经济要素，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要素紧密结合，以便使中国与对方国家，并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合作水平的提升与发展。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地球仪外交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外交有着比较大的差异性：（1）日本的地球仪外交侧重的是，建立一个日本式的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价值观体；而中国侧重的是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2）日本侧重的是，在全世界全面布局，重点展开，日本有一个世界大国的身份和地位，主导世界和地区的发展；中国侧重的是，沿着既有的丝绸之路经济通道，不断拓展，不断深化合作，获得共同发展。中国既不打算谋求地区的主导权，也没有给人留下谋求世界主导权的印象。而是侧重于发展本身。（3）日本以一种居高临下，俯瞰地球仪的心态，要引领世界各地区他国家的发展，是一种领导的心态，居于上位的心态，一种明显优越感的体现；而中国，则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协调与协商的外交手段，谋求与对方国家深化合作。（4）在具体做法上，日本特别注重以ODA政府开发援助来引导落后地区国家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私人企业的投资，并以此为基础占据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动地位；而中国的手段既包括政府开发援助，也包括私人项目投资，还包括成立地区银行、投资银行、开发基金等更加综合性的经济手段，引导对方国家与中国的深化合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中国不谋求主导地位，绝大多数合作都采取股份制的形式，欢迎所有的国家入股参与，共商合作开发的计划，从而带动双方经济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
从上述中日两国之间的政策区别，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作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又是发达国家，仍然保有很强大的实力，因此，日本可以通过经济、政治等多种手段发挥地区和世界性的影响，日本正在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由于近20年来，日本经济日趋衰微，在世界经济当中的比重日趋缩小，再加上二战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又长期属于中小国家，日本的政治家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既想利用自身的经济大国地位，领导世界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又感到自己的实力和地位捉襟见肘，在这种局促之间，日本更希望发挥自身在地区和世界上的领导作用。其实这恰恰是一种自卑心理的体现。在要领导地区和世界的心态之下，既和日本自身倡导的民主价值观有所不同，实际上也很难被其他国家所完全接受，因此，日本地球仪外交的效果，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大打折扣，属于可想而知。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长期的历史延续，更结合了中国经济实力成长以后从同发展中国家长期深化合作的积累的良好关系与合作经验。中国不谋求地区和世界的领导权，也不谋求在双边合作当中的主导地位。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比以往显得更加自信，也没有日本政府领导人那种深层的自卑心理。这种心态，不仅有利于中国同对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发行发挥自身的国家实力，引导双边合作与地区合作的良好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与大国地位，无形当中就带的动了双边、整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其他方面的合作与发展，也比较容易协调跟上，而没有必要去急于摘落尚不成熟的历史果实。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更有长远的持久力，更容易发挥实际合作的巨大效果，对于双边关系和地区合作的增长，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而安倍的地球仪外交，缺乏实际深厚的内涵与内容支撑，过了安倍内阁以后，必将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一种外交模式，而不会产生深刻的历史影响。(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导；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欢迎关注、扫描大公网国际频道微信“世说时局”（公号：shishuoshiju）
传递涉华信息，共享全球思想！
文/常晓宇
2014年11月，安倍期待一年多的“习安会”终于在北京APEC峰会上演，世人有关中日能否借此修好的疑问很快就在习近平脸上找到答案。安倍显然高估了首脑会晤对改善两国关系的功效，如今那次会晤已过去将近半年时间，中日关系却开局不利——不仅“无法交往”的情况进展缓慢，“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
最明显的迹象莫过于刚见过习近平，安倍又在要求新的“会晤”，日方对推动中日关系似乎“无从下手”。
日本自民、公明两党“二把手”定于3月23日访华，欲促成中日首脑再次会谈。此前有消息称，中方已告知日方，中日韩首脑会谈的会期将视今夏安倍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内容而定，连带安倍同中国总理李克强的会谈也被推迟到夏天之后。安倍在最近的讲话中扬言，他的对话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希望中国不要设任何前提条件。
不过，在国人印象中，习李出访或外国元首访华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中国的开放程度目共睹，外交渠道非常顺畅。如果非要说中方单独对安倍设限的话，那也仅仅是要求他在历史真相面前说句实话。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安倍若无视这个敏感节点在其首相谈话中刺激中方，不仅新的首脑会晤不可能，刚有起色的中日关系也会重回冰点。
第二个显著的迹象是钓鱼岛争端白热化。中日围绕领土问题依旧无解，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在变大。
3月19日，中日时隔4年再次启动安全对话。日方曾极力渲染中国战舰在东海使用火控雷达照射日本舰机事件（2013年2月）、中日战机“异常接近”事件（2014年6月），安全对话的目的就是避免类似地偶发性冲突。但日方所提“中国海警船停止进入钓鱼岛12海里巡航”的无理要求显然令对话的意义大打折扣。就在此次对话期间，中日外交部门还在就一张钓鱼岛的旧地图标注隔空对质。
围绕钓鱼岛，中日近年来不仅摩擦不断，“战争准备”也是大干快上。去年6月，日本自卫队在距钓鱼岛最近的宫古岛完成反舰导弹部署；“习安会”后不久，解放军被曝在离钓鱼岛最近的浙江南麂列岛建设军事基地。此外，安倍致力于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简单说就是“放手打仗”；而最新的《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直指自卫队文官职权高于武官的现状，目标则是“方便打仗”。日本嘴上妄谈安全，手上却在谋划打仗，这种两面做法已经引起中国警惕。
其余的迹象虽然比较分散，却都是近期热点。从日本配合美国抵制亚投行，到趁缅北战事拉拢缅甸，到中日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角力，再到日本力挺菲越在南海捣乱……目力所及，中日关系仿佛正陷入一场“全面对抗”。
中日官方、军方不断“碰撞”，民间往来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虽然春节期间，日本又迎来一大波中国游客，连“马桶盖”都荣升新闻热词；但在中国，一大波日企却宣布解散，它们或撤回日本或挥师东南亚。很难说这些去日本的中国游客不会参加隔天举行的“抵制日货”大游行，但日企集体出走却一定会让大量中国员工失业，这种劳资纠纷很容易引发普通中国人对日本的不满。
虽然中日媒体对此次重启安全对话评价颇高，但正因为不安全才会有对话。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日本研究室主任迈克尔·奥斯林博士有和笔者相似的担忧：
中日都认为双方处于一种竞争的敌对关系，都在寻求如何在地区和国际上最大限度地边缘化对方；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对立将导致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又进一步火上浇油，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两国走向全面对抗。
欢迎关注、扫描大公网国际频道微信“世说时局”（公号：shishuoshiju）
传递涉华信息，共享全球思想！
靖国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由日本军方专门管理，是国家神道的象征；在二战后，遵循政教分离原则，改组为宗教法人。由于靖国的祭祀对象包括了14名甲级战犯，使得该神社被东亚各国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而备具争议性。（请点击这里进入精彩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