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国人借助婚恋猎头寻觅幸福

2013-03-20 09:10:13  来源:大公网

    大公网3月20日讯 纽约时报网站于3月19日刊发报道,聚焦于中国人的婚恋状况,介绍了中国的婚恋猎头,题为《中国人借助婚恋猎头寻觅幸福》。文章如下:

  在位于北京大悦城购物中心H&M商店入口附近的监视地点,杨静(音译)似乎在凝神苦思,她的手不停卷着自己一缕栗色的头发,用手指轻轻敲打着配有海蓝色外壳的iPhone 4S。但她的目光却在四处打量,紧紧跟随着从Zara逛到Calvin Klein Jeans的一群群年轻女性。这目光会在一张脸、一个姿态上稍作停留,然后转向下一个目标,在大厅里继续搜寻。

  “这是个狩猎的好地方,”她告诉我。“我在这里总是有好运气。”

  对杨静而言,与其说大悦城是一个消费圣地,还不如说是她为中国最富有的单身汉寻找对象的都市狩猎场。28岁的杨静是中国最早的婚恋猎头之一,这是一种在中国经济繁荣的形势下产生的新型婚恋服务者,其数量已经迅速激增。她工作的公司叫做钻石婚恋,为中国的新贵阶层服务,这些人主要是愿意支付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来请别人为自己寻找理想伴侣的男士,偶尔也有女士。

  杨静在大悦城向她的八人侦察组做解说工作要求。她们公司为了给一个上海的百万富翁寻找伴侣,向三个城市派遣了六支这种队伍。这名客户提供了一个清单,上面罗列着他对未来妻子的要求,其中包括年龄(22岁到26岁)、肤色(“像瓷娃娃一样”),性经历(是的,要处女)。

  “你知道吗,这些富豪非常挑剔,” 杨静说。“没有人是最完美的。”然而,她有可能获得的回报相当丰厚,找到被客户选中者的婚恋猎头将获得超过3万美元(约合18.8万元人民币)的报酬,大约是该行业平均年薪的五倍。

  突然,杨女士觉察到了一个信号。

  在大堂的另一端,一位同事引起了她的注意,并向一位穿着蓝色裙子、孤身一人姑娘点了点头。那天,杨静已经几次否决了手下提示给她看的人选。但是这次,她跟在了这位姑娘的身后。

  “皮肤很好,”她小声说到。“脸蛋也很标致。”当姑娘走进H&M时,杨女士在上衣区截住了她。“对不起打扰一下,”她笑容可掬地说:“我是一位婚恋猎头。请问你在找心上人吗?“

  几公里之外,在离北京天坛不远的一个公园里,一位名叫俞佳的女士(音译)试图在一片榆树林里的人群中找到一个立足之地。这位67岁的退休寡妇打扫出来一小片空地, 摆出了她为儿子写的 “征婚启事”。愈女士用一些砖石碎块压住纸张。“男,单身,1972年出生。高1米72。高中毕业。北京工作,”皱皱巴巴的纸上这么写着。

  俞女士是另一类的婚嫁猎头:北京好几个公园里都冒出了一些所谓的“婚姻集市”(即相亲会——译注),父母们在集市上为自己的子女寻找配偶。一长串头发灰白的老人坐在启事前,上面列着子女的各项指标。成百上千的人们从这里走过,偶尔有人停下来询问一下。

  俞女士的启事很简单,没什么噱头。启事没有照片,没提到血型、星座、收入和财产。不像那位百万富翁提出了一大堆要求,俞女士甚至都没提儿子想要找什么样的妻子。“我们的选择不多,”她解释说。“在这个阶段,我们来者不拒。”

  俞女士为她儿子赵勇(音译)征婚已经四年了。这些年来,只有几个人表示过兴趣。尽管如此,当一位戴着绿色塑料遮阳帽的女士驻足查看启事时,俞女士还是笑容满面地介绍起儿子的优良品性和英俊容貌。当被问到儿子在北京有没有住房时,俞女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问者也很快走开了。

  新型红娘

  三十年的爆炸性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的婚姻状况。在上一代,中国是世界上在性别和个人财富方面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大部分人都没什么钱。国家对住房,工作,迁徙和家庭生活严加管控。这倒使得找对象没那么麻烦——大家基本上都门当户对。

  像大多数在六,七十年代成年的人那样,由单位党委书记牵线搭桥,俞女士嫁给了工厂的一位同事。研究人员发现,直至1990年,中国两个最大城市的大多数居民在结婚前只跟一个人谈过恋爱:他们未来的配偶。

  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中国人生活中的限制少了很多。人们可以自由地赚钱,买房,选择职业。但是寻找配偶的自由却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负担。现下中国人享有恋爱自由甚至是性解放,但是找对象这个严肃任务对富人和穷人一样,都是件让人心烦的事儿。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士·法勒的著作《开放》审视了当代中国人的性、爱情和婚姻生活。在书中,他这样写到:“从前人们找对象所依靠的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已经分崩离析。人们有一种强烈的错位感,年轻人不知道该找谁帮忙。”

  中国人对婚姻的困惑体现了一个处于剧烈转型期的国家的特色 。史上规模最大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拉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但是严重的贫富不均却又造成了新的社会断层 。三十年来,有多达三亿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些外乡人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没有亲戚住在附近为他们介绍对象,这使许多人在大城市里感到迷茫。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使问题更加复杂。不但许多女性为了职业而推迟婚姻, 由于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是世界上性别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孩,就有118个男孩出生。中国的研究人员预测,到了2019年,全国会多出来2400万未婚男性。

  没有了从前传统的家庭和社会网络,很多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寻找另一半。研究分析显示,中国的网上婚介业务的年收益很快就会超过3亿美元。中国有几千家婚介网站,这些网站大多数都针对广大的白领阶层。但是由于竞争激烈,以及出于对网上信息的不信任, 很多单身者——有富有贫——都转向了线下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中国的婚恋介绍传统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周朝晚期的皇室。从那时起,婚嫁介绍的目的就是使两个门当户对的家庭结合,从而使社会得到更大的利益。可是到了今天,婚恋介绍已经变成了人人皆可涉足的商业活动。而婚姻则成了某些人在社会上晋升的跳板,另一些人则通过婚姻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成功。

  单身男士如果没有住房,就很难找到配偶。而在北京这种大城市,一套住房极其昂贵。而尽管中国存在性别不均衡,女士们要把自己嫁出去的压力也非常巨大,如果28岁前还没嫁出去的话,就会被人叫做“剩女”。

  过去五年中, 好几十家高端的婚恋服务机构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机构向富有的客户们收取巨额费用,帮助他们寻找和调查配偶人选。他们的方式有时虽然吸引眼球,但却可能格调低下。一家公司曾把200位佳丽拉到了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度假城市,供一位有权有势的老板细细品头论足。另一家公司在四川为富商们组织了一次宝马车队出游活动,来让他们寻找年轻妻子。钻石婚恋和其它几家最大的婚恋机构一起,在2009年举办了一次婚恋介绍活动。21位男士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每人支付了约合15000美元的入场费。

  我在过去一年跟踪采访了贫富两端的两例婚恋介绍活动的进程。它们能帮助阐明改变中国婚姻状况的不同因素。

  俞女士和她的儿子是其中的一例。俞女士的儿子从外地来北京打工。他日渐年长的母亲不遗余力地在为他寻找未来的妻子,对此他只是勉强表示了同意。在杨女士的案例中,她在钻石婚恋的巨富顾客动用了几十位爱情猎头为他寻找全中国最雅致白皙的美女,尽管他也担心会找到一个“拜金女”。

  杨静本人的情况介于这两种极端案例之间。她靠着自己在业内的成功成了家里主要经济来源。她本人对婚介行业里充斥的性别不平等、不尊重女性等现象也越来越看不惯,但是她还是对她超级富有的顾客们表示理解。

  “这些男人也挺可怜的,”她说,“他们辛勤工作,拼命赚钱,出人头地。但却耽误了找老婆。他们也不知道该信任谁,所以来找我们。”

  一个非常特殊的客户

  我去年第一次去拜访钻石婚恋的北京办公室时,杨静正在为一位顾客的事发愁。这位42岁的离异客户是一个房地产大佬,为了找到下一任妻子,他准备花费超过50万美元。

  这并不是公司有史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生意:两年前,一位男士请钻石婚恋在12个城市里帮助他寻找另一半。他最终如愿以偿,并支付了约合150万美元的费用。但是这次杨静感到压力巨大。她不单要跟好几百个同事竞争那3.2万美元的奖金,她的老板还让她在这次公司当年最大的项目中担任重要角色。谁都知道这位顾客是个傲慢专横的完美主义者。要做成这单生意没那么容易。

  八年前,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杨静就开始兼职做婚恋猎头。在一家医院短暂地当了一段时间的护士后,她全职加入了钻石婚恋。现在,她已经是该公司在北京经验最丰富的猎头了。最近她被提拔从事咨询工作,与客户们(和他们膨大却脆弱的自我)直接打交道。但当公司有什么大项目时,还是经常需要她亲自出马。

  她的成功率令人感到惊讶。在过去三年三次大规模的活动中,该公司最重要的客户最终都选择了杨静亲自找到的候选人。她的成功为她赢得了丰厚的奖金——其中一次拿到了2.7万美元,并且赢得了国内成功率最高的婚恋猎头之一的口碑。

  但她告诉我,这个新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

关键字: 中国人 婚恋
责任编辑: 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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