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议会广场，以总统佩雷斯向沙龙的灵柩献花圈。
大公网评论员 木春山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不久前去世，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派遣特使吊唁。你知道中国派出的特使是谁吗？
和西方国家与媒体宣传沙龙葬礼不同，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谨慎。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微博15日发表消息称，前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前驻以大使王昌义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到耶路撒冷出席沙龙国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则代表中国政府到使馆悼念沙龙去世。但这两个消息至今都没有在中国媒体公开。
相比之下，西方则高调的多。美国作为以色列的铁杆盟友，派遣了“二号人物”副总统拜登前往以色列，并作“主旨”发言。英国代表是前首相布莱尔。俄罗斯则派出了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
就在沙龙去世前半个月，媒体广泛报道中国外长王毅刚结束中东之行，罕见地亲自磋商巴以和谈。这被视为中国更加重视中东外交的一个表现。因而很多人不理解中国为何“放弃”沙龙去世后“亮相”中东的好机会，没有派更高层级代表出席。
其实道理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有点复杂。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首先，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没有西方与其关系密切，甚至都不如俄罗斯与以色列关系近。中国至今不是中东问题四方会谈的参与者。这四方是联合国、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如果中国在沙龙葬礼特使问题上“过度”热情，恐怕反而会让外界凭添质疑之声。其次，沙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对其看法分裂。中国若遣使高调，会被阿拉伯方面认为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平衡立场出现了改变。这不利于逐渐展开新布局的中国中东外交。第三，中国遣使既重视了官方性，也有私人关系。王昌义曾是外交部领导成员，还是中以建交亲历者，和沙龙有过不少接触。张明如今主管的业务线就包括中东地区。因而于情于理，恰到好处，分寸得当。至于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宣传，恐怕有防止此事被过度炒作的担忧。
从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葬礼外交”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安排好会事半功倍，安排不好会事与愿违。因而适当的“小聪明”并不是多虑，而是必要。
其实，“葬礼外交”的遣使基本上遵循的就是亲疏关系。比如2011年底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虽然朝鲜官方对全世界宣布：不邀请外国代表团来朝出席葬礼。但鉴于中朝之间的“特殊友谊”，当时的中共9常委一同到朝鲜驻华使馆进行吊唁。规格之高，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即使在文革时期，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去世，除了周恩来到河内扶灵之外，中方在国内的哀悼规格也没有如此隆重。
话题回到中东问题上。有不少人将沙龙的去世与阿拉法特的去世相提并论。实际上考察阿拉法特葬礼时的中国特使，也能套用这个“亲疏关系”的逻辑。
2004年阿翁去世，葬礼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时任副总理的回良玉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前去吊唁。注意他的头衔并不像悼念沙龙一样是“中国政府特使”。中方悼念阿拉法特的遣使级别相对较高，这体现了中国对巴勒斯坦的重视；同时“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显然还带有一层个人哀悼的意义在里面，也有拉近与巴方感情的意味。
与之相对比的是，美国对巴以领导人去世的遣使也体现出“亲疏关系”的小聪明。巴勒斯坦“国父”阿拉法特去世，作为长期和巴勒斯坦打交道的美国竟然只派出了相当于副外长级别的助理国务卿伯恩斯出席。考虑到沙龙去世时美国的高调，美国亲以的态度在“葬礼外交”中表达的淋漓尽致。难怪至今阿拉伯人都对美国对阿拉法特的“疏远”愤愤不平。
其实用沙龙葬礼和阿拉法特葬礼作比较，并不十分恰当。当年和阿拉法特并列获得诺贝尔奖的是以色列前总理、后来被犹太极端主义者刺杀的拉宾。但即使是1995年的拉宾葬礼，中国也只是派出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作为特使，并没有更高调地表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只有3年多的时间，这种“葬礼外交”就是当时中以关系尚在培育与发展中的一种反映。
除了沙龙近期离世广受关注外，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葬礼可谓备极哀荣。对曼德拉辞世，国际社会几乎一边倒地派遣高层出席。美国总统奥巴马、前总统小布什、卡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秘书长安南、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伊朗总统鲁哈尼等悉数到场。这既能说明曼德拉的魅力和价值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又能体现出一种人文情怀。
曼德拉的葬礼透露出很多带有小聪明的外交讯息。首先就是“葬礼外交”带有的“破冰特质”。奥巴马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葬礼期间握手，成了轰动国际的大新闻。这是50年来两国高层的首次握手，因而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