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春山:是否加入亚投行 不是区分敌友的唯一标准

  文/木春山

  再有几天,成为中国主导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最后期限要到了,澳大利亚内阁顺势支持该国加入。这让笔者想到了去年底该国前任驻华大使芮捷锐来大公网做客,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亚投行,因为澳总理阿伯特在美国的压力下,表示不加入亚投行。这位大使却与总理唱反调。

  记得采访前笔者对芮捷锐大使说,希望说话时语速慢一点,因为对涉及经济类的问题不那么自信,担心专业说法听不懂。大使善意地一笑,随即表示:“亚投行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

  最近几个月的实践证明,他说的没错。

  当今世界大国,暂时没有加入亚投行的只有美国、日本和俄罗斯。抛开纯经济因素,从国际关系和战略角度分析,这三个国家对亚投行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殊途同归。本质上都能归结为政治问题。

  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而且试图阻挠盟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这反映出中美关系缺乏信任感,以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美国带来的严重危机感。实际上是两种体系之争。

  在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重要的架构就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现。这是在美国一超独霸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秩序。

  国际关系的本质反映的是全球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的核心是金融关系。美国维持了50多年的全球金融体系随着冷战的结束、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而变得日益脆弱。4年前中国等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席位比之前提升,就是美国金融影响走下坡路的外在显现。此后的欧洲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更是动摇了欧美金融体系的公信度,相反,中国对欧洲国家的贷款与支持,等于潜移默化中让中国的金融话语权更加强大。

  在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等战略布局设想,以及2015年将成为“一带一路”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落实首年后,亚投行作为必要的配套设施呼之欲出。这次博鳌论坛,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演讲,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预计都会入题。而这两者,体现的正是对过去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反作用,很可能成为颠覆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之后全球金融关系的一件大事。此事对美国的指向性不言而喻,美国自然感到危机,其抵制加入的反应也算正常。

  日本追随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创立的亚洲开发银行,其实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球金融关系在亚洲的反映。日本凭借亚行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发展的“他国延伸”,将重要的技术和资金成功打入亚洲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受益的基础上,日本的经济也维持了长期高速发展与繁荣。

  中国的亚投行,在日本看来,其实复制的是亚行模式——双方理念相似、社会环境也相似,发展路径也差不多,最后的结果估计也会一样。那就是亚投行之于逐步发展壮大的中国,就如同亚行之于60年代的日本,中国也会在亚投行成立后数十年的亚洲金融活动中,收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日本犹豫是否加入亚投行,既有美国施压的结果,也有担心亚投行抢了亚行风头,可能使日本长期主导的亚洲金融体系面临崩塌的局面。日本的担忧其实比美国更具体,也更实际。

  俄罗斯至今没公开提及加入亚投行,可能令很多中国人感到不解。其实俄罗斯也不是日本主导的亚行成员。这既有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各自发展金融和经济体系有关,同时也和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发展战略有关。

  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一样,俄罗斯也有其亚洲战略,那就是成立欧亚联盟。这一战略中国宣传的不多,因为本质并不涉及中国,而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这一联盟目前有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目标是10年内实现商品资本与劳动力自由流动。各方虽然强调了联盟的经济属性,但依然被西方认为是“复辟苏联”的模板。明眼人确实都这么认为——在俄罗斯极力发展独联体国家的政治联系之外,搞一个欧亚经济联盟又将独联体国家囊括进来,显然最终实现的就是前苏联版图国家政治经济的“大一统”。

  普京在2013年的外交政策构想中,把独联体和经济外交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中俄中印等关系其实处于这一政策的外环,就是俄罗斯高层设想的反应。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日本主导的亚行,在本质上都会对俄罗斯这一战略带来挑战。俄罗斯自知没有如中日般强大的金融实力,去影响中亚和前独联体国家,因而在这一问题上的冷淡与默不作声,其实隐约透露出了担忧。但是在顾及中俄友好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方面没有对此予以公开表达。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没有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并不都是对中国不友好,甚至敌对的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国家也不能说完全认同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外交手段。

  比如中俄关系并没有受到俄罗斯对亚投行态度冷淡的影响,双方你来我往不仅频繁而且关系更加密切,普京和习近平即将到来的互访并出席各自国家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活动,显然超越了亚投行的“小分歧”。

  再比如加入亚投行的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他们进入之后对亚投行的董事会设计、股东比例分配、贷款条件限制、环保及透明化的制度规约等都会提出符合西方观念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案,这可能并不会让中方感到舒服,至少几轮沟通的成本会显著上升。

  几天前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来华访问。大公网记者注意到,在北京欧盟使馆的记者会上,他专门谈到了英法德等欧洲大国纷纷加入亚投行的问题。舒尔茨对亚投行的态度很开放,不仅乐见英法德的举动,而且还支持其他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但这位议长也公开对亚投行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行事“要符合国际规则”。显然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肯定会在这上面做文章。比如最近有媒体透露,中国可能用失去否决权来换取欧洲国家入行。

  因而对中国而言,不能盲目乐观加入亚投行就是“万邦来朝”,更不能开始计算亚投行给中国带来了多少国际政治经济收益;相反却应该在制度层面尽快拿出“中国方案”,在新的平台上主导国际博弈,磨合各方在细节上的分歧,从而实现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最大契合。

  其实媒体完全不必要过度夸大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意义,更不必把加入亚投行与否,当作对中国友好或者敌对的唯一标准。好像亚投行可以主导国际关系一样。这种认知是盲目的,也是危险的。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即使不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以后的时间段依然可以加入,话语权虽然有损,但只要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优秀,仍旧可以获得强大的影响力。一个例子是,中国在1986年亚洲开发银行成立20年后才被批准加入亚行,但不久后就成为第三大股东,仅次于美日。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亚投行的成效日益显现,影响越来越大,自然会吸引此时对亚投行不认可或者有担忧的那部分国家。就如同“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一样,这是一个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的问题。中国高层其实并没有随媒体起舞,对最近热炒的亚投行风波给予特别的高关注度,这体现了中国对发展道路及未来走向的自信。

  未来一段时间,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甚至包括美国,都存在加入亚投行的可能,甚至对这些国家来说,加入亚投行可能才是他们能够踏准国际经济关系变革节奏、促使国家新生的关键。中国显然已经占据先机,现在需要的就是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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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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