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峰会与2020后全球气候治理的三大看点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杨晨曦

  本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在巴黎召开。巴黎气候峰会将对2020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安排,并力推工业化以来全球升温低于2℃、大气温室气体总浓度控制在450ppm达成新协议。减缓、适应、资金、技术仍将是巴黎气候峰会的四个基本议题。在全球经济复苏脆弱分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否就资金平台及技术转让问题达成共识?温室气体减排的驱动力何在?最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何形成?这些问题都将成为气候峰会辩论的焦点。

  将签订新量化减排协议

  巴黎气候峰会将不再遵循“升温控制目标─温室气体浓度目标─碳预算─分配减排额度”这一传统减排路径。相反,会议将在“国家自主贡献(INDC)”的基础上,由各国自主提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及相应资金及政策支持方案。由于相关目标和方案是由各国根据自身经济、技术、社会发展实际自主制定并提交,再由作为《公约》最高权力机构的缔约方大会审议,因而被称作“自下而上的减排安排”。

  历经“从上至下的减排”到“从下至上的减排”这一谈判路径变化,温室气体减排谈判的难度大大降低。巴黎会议极可能在各国自主提交减排目标的基础上达成新的量化减排协议。实际上,巴黎会议之前,中、美、印、法等大国已达成一系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峰会召开之前预先协调立场,为谈判奠定了基础。尤其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国承诺2025年较2005年减排26%-28%,中国承诺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达到20%左右,这无疑为此次气候峰会注入动力。

  能源部门减排成关键

  当然,资金、技术、“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证实)”等问题仍将是巴黎峰会达成综合性协议的最大障碍。过去的谈判中,发达国家利用“三可”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设障。在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发达国家能否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积极履约尚待观察;发展中国家能否接受全面“三可”亦无定论。

  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当前,化石能源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动力基础。2014年,石油及煤炭两种高排放能源共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53%,而天然气仅占23.7%。在提供同等热值的情况下,天然气温室气体排放比油、煤分别低21%和60%。而温室气体排放极低的风、光、水、核、地热、潮汐等非碳能源仅占14%左右。发展中国家石油及煤炭占比更是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能效较低。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是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关键。

  可喜的是,近两年来全球新增电力产能中已有超过一半来自新能源。通过技术进步和政策支持,新能源投资并没有因国际油气价格下跌而变得迟缓。中国已经成为新能源产能最大的国家,贡献了大部分增量。这也是中国对巴黎气候峰会和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新气候政治经济学引领减排经济

  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与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进程、民众生活方式及消费习惯、就业水平、能源结构、经济运行成本等利益息息相关。中国提出:巴黎峰会要向世界发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明确信号,将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转化为各国经济转型升级、保障能源安全、降低气候风险的内在动力。这意味着新的气候政治经济学已呼之欲出。

  很多经济模型显示,各国在落实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过程中,将催生新的“减排产业”并壮大已有的环保企业,这不仅将抵销减排带来的经济成本,也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大力发展非碳能源,也将优化各国能源结构,为能源安全和可持续供应提供动力。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将需要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电力、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从而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内需。

  气候变化关涉人类共同命运。气候治理成为考验人类政治智慧的试金石。巴黎气候峰会将作出2020后气候治理安排,也将为人类达成共同行动提供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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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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