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副院长高洪（右）谈当前的中日关系。大公网记者常晓宇摄

　　大公网6月26日讯（记者常晓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副院长高洪25日出席中国记协举办的“新闻茶座”，以“当前的中日关系”为题与中外记者交流。高洪并回答了大公网记者有关“日本有无复辟军国主义可能性”的提问。

　　高洪首先介绍了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基本脉络。2012年日本购买钓鱼岛、2013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领土和历史问题同时发酵，两国关系从“政冷经热”恶化为“政冷经冷”。从2014年11月起，中日领导人先后在北京和雅加达两次晤面，两国关系从困难局面回到正常轨道。但中日关系虽有改善，但依旧敏感、复杂，充满变数。整体来看，今天的中日关系处在一种交织着对抗与合作、博弈与交往这一特殊状态。

　　本月10日，日本参院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该法案正式成立。法案将自卫队的部队运用（作战）改为以武官为主体，由文官控制武官的“文官统制”规定被完全废除。

　　在提问环节，大公网记者就此提问：日本有没有条件复辟军国主义？高洪认为，日本修改《防卫省设置法》，文职人员的领导地位确实有松动，但防卫相还是文官，不会穿上军装。从学理上讲，军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指代一种特定的国家体制，即军人干政主政——对内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对外推行侵略扩张。历史上，日本的军部统治就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曾经给亚洲邻国制造过巨大灾难。应当强调，今天的日本要同过去的军国主义彻底划清界限。

　　“和古代及近代两国国力一强一弱的态势不同，目前中日处在一个前者追赶后者的‘错肩期’。”高洪以短道速滑比赛打比方：“参赛者一前一后并无影响，但遇上弯道，后面的选手会有一个‘垫步超’。这个时候最危险，稍微的勾连、牵绊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至于“错肩期”会持续多久？他给出的答案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届时“中日才能完成战略磨合和利益调整，包括大众心理的调适。”

　　有媒体问及日本插手南海的问题，高洪说，美国重返亚太的支点就是日本，利用日本是美国的既定方针。日本应邀“援助”南海，属于美日同盟强化后的具体安排。此外，日本也认为可通过搅局南海来缓解它在东海的压力，并借机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日本此举是在玩火。因为在东海，中日还算克制，风险不大；而南海局势比较复杂，一些小国缺乏大国的成熟心态，“比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就特别离谱，他讲中国‘纳粹’既是对历史的无知和不负责任，也是对地区安全不负责任的草率言论。域外国家和这类国家捆绑，引发冲突地可能性就格外高。”

　　中国是否借反日来增强国内凝聚力？“这是不了解情况！”高洪表示，“日本常说什么‘中国实行反日教育’，这个真没有！2005年小泉连续‘拜鬼’引发中国反日游行。政府邀请我给一些网络编辑讲课，有来自门户网站的年轻编辑甚至上来就问：中国为什么不派兵占领钓鱼岛？所以，当时（官方要求）我的授课内容就是‘如何正确报道中日关系’，教他们冷静客观地看待争端，做‘灭火器’而非‘点火器’。”

　　“即便中国明确表示纪念活动不针对特定国家，但别的国家却不这么想。”“有没有震慑日本的意味？有，也是针对那些死去的日本法西斯军人，而不是今天的日本。日本死了那么多人，还挨了原子弹的炸，代价也是很大的。对日本老百姓来说，同样值得纪念。”高洪借此建言，“如何解决外媒歪曲报道的盲人摸象问题？中国首先要积极展示自己走和平道路的诚意；其次，应适当明示国家的（军事）战略；第三， 要努力为地区和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有日媒记者问中国老百姓对政府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相关活动的态度，高洪动情地说：“流血、赔款、割地……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痛史’，遭受过几乎所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迫害。所以每一个中国人一想到国家通过抗战实现民族觉醒和胜利，并告别屈辱，内心就会有强烈共鸣——中国老百姓对国家举行纪念活动是非常支持的！”

　　那么，中国是否会邀请日本参加相关的纪念活动？高洪说，中国将邀请一切相关国家参加，日本不仅是相关国家，而且在所有受邀国家中相关程度是最高的。日方总会有人来，知华友华人士大概会来。他个人希望安倍来，“因为今年是中日关系敏感年，如果日本政治领导人真正有诚意改善两国关系，就有可能把敏感年变成机遇年，让中日关系走的更稳、更好。”

　　高洪介绍，经常有日本友人问：关于侵略历史，日方最起码（至少）应该讲到哪一点才够？他称“这种问法出发点就是个低标准，日本既然无法做像德国那样高标准的彻底道歉，也应该正视问题而不是绕过问题。”“实现中日民族和解是一项良心工程，宽恕的前提是还原历史真相。”今年8月，安倍将发表首相谈话，是否继承村山谈话中的道歉内容始终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安倍将以个人身份而非内阁决议发表首相谈话有何异同？高洪表示，“安倍以个人或内阁发表谈话并无本质区别。安倍是首相，作为‘群相之首’他可以代表其他大臣。就算是个人也能代表国家意志。比如村山谈话就是在争议声中坐实的——谈话以村山富市个人名义发表，却被视作日本对战争受害国的政治承诺。”

　　“安倍关于历史问题的谈话已经很多，仔细比对仍有区别。如他在雅加达的谈话，重点是反省，但避谈道歉，这和历任首相都不同；在美国两院的演讲就比雅加达有所进步，他讲到了日本曾给战争受害国造成痛苦。这表明安倍会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点作出一些有所区别的政治表述。此外，安倍在雅加达的演讲稿，日方有提前向中方知会过——外务省次官在安倍正式演讲前将稿件交给中国驻日本大使‘过目’。日方同中方寻求共识，中方多次指责日方一意孤行，说的就是日本不沟通、‘欠商量’，这个案例表明日本正在做出良性调整。”

　　高洪还谈到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对华态度，“他们都是些战略派、实用主义政治家，通常会把政策制定的基点放在国家战略利益实现度上，至于该对华友好还是扩大对抗，完全取决于自己对国家利益的‘判断’。”

　　中日友好团体面临青黄不接、日渐凋零的窘境，高洪对此表示，中日在建交前曾经历过一段以民促官的历史阶段，当时两国的民间友好团体对改善中日关系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目前的状况也不应悲观，“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只要有客观需要，只要两国还有人在理性思考中日关系，也还会生成新的友好团体。那种两国官方出于某种战略利益签订的（友好条约）靠不住，只有民间关系改善才是国家间关系根本改善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