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精武门》中，日本武士道代表送来写有“东亚病夫”的匾牌成为经典桥段。
（本文资料，全部引自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
“东亚病夫”及类似词汇最早何时在西方出现并被国人所知，史料浩如烟海，可能很难穷尽得出一个答案。但官方意见，一般认为这个词汇出现在1896年。如上海市体育局五百年体育大事记中就说：“（1896年）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租界英文报纸转载了英国伦敦《学校岁报》专论，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此后，中国人常被西方人贬为‘东亚病夫’。”
所谓的“租界英文报纸”，是指上海的《字林西报》；“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这句话，则出自当时由梁启超主笔、风靡一时的改革派报纸《时务报》的中文译稿，该译稿名为《中国实情》。细心的读者其实不难发现，这段文字存在概念偷换的嫌疑，“中国是东亚病夫”被替换成了“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细读原文，能更清晰地看出这种概念偷换——《中国实情》其实是一篇针砭当日清政府改革失败的政治评论文章，文章开篇即用“病夫”形容中国，感叹清政府“麻木不仁久矣”。文章只此一处使用了“病夫”一词。其主要内容，则是批判晚清官僚系统腐败、官场风气恶劣，导致军事政治改革全盘失败。但作者似乎并未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完全绝望，在文章的末尾如此期许：“总之，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汲汲，犹未晚也！”
总而言之，这份被视作西方世界鄙视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国人”——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全文通篇都是在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而发议论；更没有半个字提及中国老百姓的身体素质问题，而始终在谈中国的政治改革事务；即便是在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里，也丝毫没有提及与国民体质改造有关的任何计划。换句话说：在这位外国作者眼里，因为中国无法启动政治改革，无法从传统帝国蜕变为近代国家，所以在甲午之战中连日本都敌不过，是“东方之病夫”。这个逻辑，与国人的身体素质，没有半毛钱关系。
虽然很难确切地找出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的最早记载，但“病夫”一词，即“Sick Man”，早在1896年之前，就已经是西方世界用来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了。最早被形容为“SickMan”的国家，是土耳其。19世纪中期，土耳其帝国国力衰败，屡被西方国家欺凌而无法振兴，故被其强邻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讥笑为“Sick Man of Europe”。此后，“Sick Man”这一形容词，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如1860年，美国国会议员Cox曾用“Sick Man”形容过墨西哥；1896年《字林西报》的另一篇文章，则把中国、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统称为天下四大“Sick Man”。
其实，直到今天，“Sick Man”一词在西方世界仍然非常流行，类似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Germany:The Sick Man of Europe?”（1997）；“The Sick Man of Asia”（2002）；“Nigeria’s Sick Man Democracy”（2008）……所有这些用法，无一例是针对国民的身体素质而言的。
如前所言，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Sick Man)，与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仅仅是就晚清中国的国力衰弱、政治改革乏力而言。那么，这种描述有没有恶意嘲讽的意味在其中呢？
至少从《时务报》翻译的《中国实情》一文中丝毫看不出这种嘲讽的存在。该文作者虽然遍数中国官场的种种腐败，但同时也向中国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建议，文末也期望并鼓励中国加速改革，虽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另一篇同样刊于1896年的《万国公报》上的文章《探本穷源论》，作者是外国传教士李佳白（Gibert Reid），也说“中国之情形，譬如一大病人”；文章将中国比喻成病人，作者则自居为医师，替中国开了不少药方——文章分别以“论弊病之情形”、“论弊病之源流”、“论除弊病之外感”、“论除弊病之根”等为主题，系统讲述了作者对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财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意见。文末，作者说道：若中国“翻然醒悟”，力图改革，则“中国幸甚，天下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