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木春山
任何关注中日关系的人都不会否认，最近一段时间双方关系出现了回暖趋势。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安倍内阁成立近2年来，中国外长王毅首次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晤面。这与一年前两人的“狭路相逢”简直是天壤之别。
去年7月，东盟外长与中美日韩外长的扩大会议在文莱首都召开。由于中日关系颇为紧张，参会之余的王毅没有任何主动接近岸田文雄的意思。尽管媒体报道，岸田文雄专门带来中文翻译，在走廊里制造了与王毅偶遇的场景，但王毅只是与之握手，随后“擦身而过”。
一年后，依然是东盟外长与中美日韩外长扩大会议上，王毅与岸田文雄见面寒暄后，主动用英语说“再见”，这被认为是两人将会晤的暗示。此后双方一直会谈到晚上11点，岸田文雄被日本媒体发现从酒店后门离开。这才有了中日外长“缅甸会晤”的报道。
在笔者看来，一年后中日外长会谈之所以能够成行，主要是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关系铺垫，同时还有即将召开的APEC，为官方接触带来的现实促动力。这两点是中日高级别官员能够实现“缅甸会晤”的最重要原因。此外习近平集体上任1年多来，对周边外交特别是中日关系的研判已经逐渐走出观望期，开始更加积极主动的争取利益，这种外交政策的细微变化，也是促成中日外长会的一个潜在因素。
仔细梳理安倍上台后的中日关系演变可以发现，日本一直是要求中日举行官方接触的主动方，而中国则一直操守钓鱼岛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为两大条件，始终“牵制”着日本的意愿。
日本方面的需求实际上是两个层面，一是举行首脑会晤，即习近平和安倍晋三之间的会面。这种会面带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决定和影响着中日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另一个层面是举行高级官员之间的会晤，比如外长级。这种会面的价值主要在于事务性的磋商，更多体现的是现实意义。
